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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3

发布日期:2017年10月17日

泾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泾川传奇:49年三现舍利子

尚德琪

 

大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农历五月十二日。泾州(今泾川县)龙兴寺曼殊院两位僧人云江、智明从全国各地收集的2000余粒诸佛舍利以及佛牙、佛骨,在这一天,被埋在了曼殊院文殊菩萨殿内。

2013年6月11日,泾川县博物馆。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修复专家,从一个严重破损的灰陶棺内,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粒晶莹剔透的颗粒物。这粒颗粒物,正是当年被埋在文殊菩萨殿内2000多粒诸佛舍利中的一粒。

一个地方,一次出土2000多粒舍利,泾川县博物馆馆长史义民说:“这一定是一个中国之最!”

但是,这已经不是泾川第一次出土舍利了。

 

1964年:14粒佛祖舍利随“五重套函”盛装出世

 

1964年12月下旬,泾川县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贾家庄生产队社员乔碎成等人,在城北水泉寺东南约一里处平整土地时,挖出一处用砖石砌成的“古墓”。随后,他们又在古墓中发现了一个“石斗”,旁边放有“开元通宝”铜钱53枚。

经文物专家考证,他们所谓的“古墓”,其实是一处地宫;他们所谓的“石斗”,其实是一个石函。

石函由坚硬而细腻的白色大理石雕琢而成,呈长方体,高42.5厘米、长50.5厘米、宽49.5厘米,函盖呈覆斗式,四周刻缠枝莲纹饰,正中有16个阳线方格,内刻“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16个阳文隶体字,一字一格,工整规范,庄重大方。石函正面自右起,刻铭文并序及施主姓名,楷书,凡一千字,点划清晰,错落有致。

虽然叫“舍利之函”,但是,要真正见到舍利,打开函盖还远远不够。

石函里面是一具鎏金铜匣,挂鎏金铜锁,下面压着鎏金铜钥匙,旁边有金银钗12只;

铜匣里面是一具银椁,置于长方体底座上,并用小栏杆围定,盖为瓦形,椁两侧各有一对小环;

银椁里面是一具金棺,棺壁镶白珍珠,围以金箔贴莲花。花四周贴有金箔蒂、叶,蒂内镶有白石英石,叶内嵌有绿松石,精美异常。

金棺里面是一个蒜头形琉璃瓶,放置于锦缎衬垫之上,上盖一古铜色丝织小帕。

这只琉璃瓶里面,才是充满神秘色彩的14粒佛祖舍利。

“见舍利如见佛陀。”这说明,一方面,舍利是至尊至贵的圣物;另一方面,佛祖舍利难得一见。石函、铜匣、银椁、金棺、琉璃瓶,大云寺出土的“五重套函”,震惊了当时的佛教考古界,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出土不久,“五重套函”除石函留在泾川县文化馆外,即调至甘肃省博物馆。1971年9月,79岁的郭沫若先生陪同外宾来兰州访问,亲自鉴定了大云寺出土的佛祖舍利和金棺银椁,并指出:“舍利石函,贵在石函。”1972年后季,“石函”遂调至省博物馆。五重套函,因此被确定为国宝级文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称,它最早将中国传统的棺椁葬制引入佛教,反映了唐代在舍利瘗埋制度上的划时代变革,在佛教考古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3年7月中旬,记者到大云寺采访,解说员在介绍此次考古发现时说:这与中国历史上两位皇帝分不开,一位是隋文帝杨坚,一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

据史书记载,公元601年,隋文帝杨坚下诏,给包括泾州在内的全国30个州分佛祖舍利并建塔供养,泾州因得14粒佛祖舍利,泾州大兴国寺遂建舍利塔,以石函供养14粒佛祖舍利于地宫之中。公元690年,大周皇帝武则天敕令各州建大云寺珍藏《大云经》,泾州遂改建大兴国寺为大云寺,并制铜匣、银椁、金棺,成五重套函,于大周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七月十五日,以最隆重的方式将这14粒佛祖舍利供养于大云寺地宫之中。

这是泾川县第一次出土佛祖舍利,比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宝塔地宫内发现佛祖舍利早了23年。

但是,对泾川来说,幸运或许才刚刚开始。

1969年初,在为刚刚通车的泾河大桥北端铺设引桥土坡时,施工人员在当时的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五队耕地内,又发现一“舍利石函”。

石函为青砂岩质,长方体,长67.5厘米,盝顶式盖,子母扣扣合。函体正面阴刻楷书铭文96字,背面浅浮雕两供养人像及双狮图案。

这同样是一个套函:石函内有大铜函,大铜函内有小铜函,小铜函内有琉璃瓶,琉璃瓶内,才是数十粒舍利子。

文物界将这次出土的舍利石函称作“北周天和二年慧明造舍利石函”。慧明是北周时期泾州宝宁寺的和尚,石函铭文说的是慧明为释迦牟尼造像的过程,纪年为北周天和二年,即公元567年。从铭文看,在慧明造佛像之前,宝宁寺已供养着佛舍利。造像完成后,才把造像过程刻记在了供养佛舍利的石函上,示意要将佛像与佛舍利一起供养,以期实现“合国黎庶俱登正觉”的宏愿。

但是,这次出土的文物中,只有舍利套函而未见佛像。

2005年3月19日,泾川县修建良种苗木繁育基地喷灌设施时,在出土宝宁寺舍利套函文物原址,出土了石雕佛像一尊。

“北周天和二年慧明造舍利石函”铭文中对于佛像的描写有两个词,一个是“莹芳殊丽”,一个是“与真踪无异”。这次出土的佛像为立式,高1.8米。当地著名文化学者张怀群先生的描述可谓“栩栩如生”:肉髻,螺发,宽额,大耳垂肩,下颌略瘦,鼻宽,目细,面部慈祥,褒衣博带,长裙下垂,右手上举,作施无畏印,左臂微曲,手握群带,腿部衣纹作弧形三道,显露腿部轮廓,有曹衣出水之感,赤足立于圆形莲台之上……专家称,从佛像特征看,面部没有北魏时期长方脸形特征,也没有唐代丰满圆润的感觉,可以判断为北魏以后、唐代以前的造像,其时约在北周早期。这尊佛像的出土,圆满地印证了“北周天和二年慧明造舍利石函”铭文上的记载,证明此次出土的舍利为佛祖舍利,也将古泾川的舍利供养史提前到了北周早期之前。

这是泾川县第二次出土舍利,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泾川历史上最早供养的舍利。遗憾的是,这次出土的文物虽然后来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在平凉市博物馆珍藏,但外人多有不知,当地人亦少与外人道也。

 

 2013年:2000多粒诸佛舍利“千年一现”

 

2012年底,泾川县城关镇村民要在新建的大云寺东墙外拓建道路。因为地理位置特殊,县文体广电局局长李晓京给当地著名文化学者张怀群打电话,问他修路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当时,张怀群正在北京出差,他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小心,小心。”

 

后来所发生的一切证明,在泾川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动土”,确实要十分“小心”。

 

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

 

2004年、2005年的时候,大云寺遗址已经保护起来了。当时,张怀群就发现,这里的“文化层”特别厚。所谓文化层,是指古代遗址中,由于古代人类活动而留下来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张怀群说,一方面,这里的瓦砾层很厚,有的地方中间几乎没有土;另一方面,这里是黄土高原,挖出来的土却是黑色的。“这就是迹象,下面肯定有东西。”张怀群当时还拍了照片,记下了这个地方。

果然,村民们在朝东取土的时候,就发现了“文化层”。然后,他们开始向西取土,结果,张怀群说:“只是取了一铲土,就发现了佛像,这么多的佛像。”这个时候,已经是2012年12月31日的上午了。这一处发现,被称为1号佛像窖藏坑,共出土文物240多件(组)。

“发现佛像以后,要把上面的浮土去掉,去土的过程就向东移,因为西边已经是大云寺的东墙了。东移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一尊单体佛像,唐代的,我们马上就把佛像抢救回来,然后把这个地点保护了起来。”

2013年3月17日,在对单体佛像遗址进行清理的时候,又发现了2号佛教窖藏坑,共出土文物33件。

至此,共出土佛教造像270多件,造像年代上至北魏早期,下至西魏、北周、北齐、隋、唐、宋等时代;质地有石质砂岩、青石质、陶质、泥质,大部分佛像有彩绘,其中贴镀金的佛像约8件左右;造像内容包括弥勒、交脚弥勒、释迦多宝、维摩诘、思维菩萨、净瓶观音、菩萨,以及千佛碑、造像碑、造像塔、经幢等。

面对这么多精致的佛像,来自全国各地的佛教考古专家就认定,这是古丝绸之路上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

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真正见到舍利子。

 

一块方砖上的惊喜

 

惊喜总是突然来临。

2013年1月9日,在对1号佛像窖藏坑进行清理的时候,张怀群一直在现场。五六个月之后,他在接受人民网采访的时候,依然沉浸在这种惊喜当中:

我正在(1号佛像窖藏坑)照相,突然有人喊:“哎,有发现,有发现!”我过来就照了第一张相,照下来以后,大家一看,不是佛像,是砖,方方正正那么一个砖的建筑。我最后去看的时候,里面有一个陶棺,陶棺的后面有一块碑,它就是一块砖,一块铭文砖,露出了一角。

(上面的字)就是“维大宋大中祥符六年”,就看不清了;然后是“龙兴寺曼殊院”,又看不见了;然后呢,“余粒”,余就是多余的余,粒就是一粒两粒的粒。

我一看到,就马上给李晓京说:“这里面有舍利子。粒呀,余粒呀……”

他推断,“余粒”一定是接着前面一行在说舍利子的数量。“我们当时想,就是10余粒,或者20余粒,或者是30余粒,就是这么个意思。”

 

砖铭上的非常信息

 

那个方方正正的砖的建筑,按照惯例应该叫“地宫”,处于1号佛像窖藏坑东侧5米处,四面砖封,东西长约1.95米,南北宽约0.85米。因为实在太小了,太简陋了,所以在整个发掘过程中,都被称为“疑似地宫遗存”。地宫内置一具陶棺,头西尾东,那块铭文砖就立在陶棺的尾部。

铭文砖边长33厘米、厚5厘米,方方正正。砖铭共425字,阴文,字迹清晰可辨。其中正面19行,416字,最多的一行27字,最少的一行13字;砖脊铭1行,9字。

铭文一开头就说:“维大宋大中祥符六年,岁次癸丑五月辛卯朔十二日壬寅,泾州龙兴寺曼殊院念法华经僧云江、智明,同收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葬之。”

张怀群没有想到,“余粒”前面,既不是“十”或者“二十”,也不是“三十”,而是“二千”!

这一段铭文,提供了关于这2000多粒舍利的许多信息:

瘗埋时间:大宋大中祥符六年五月十二日,即公元1013年农历五月十二日,距今整整1000年。

收集人员:泾州龙兴寺曼殊院僧人云江、智明。这说明,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泾川有一个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的“龙兴寺”。专家因此判断,宋代的“龙兴寺”,与唐代的“大云寺”、隋代的“大兴国寺”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同时也说明,收葬这些舍利子是云江、智明两位和尚的个人行为。这似乎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个地宫如此逼仄和简陋。

瘗埋地点:龙兴寺曼殊院菩萨殿内。值得注意的是,舍利不是埋在佛塔下,而是埋在大殿内。

但是,这么多的舍利,经过多少时间、通过什么方式收集来的呢?

从铭文可以看出,龙兴寺的两位和尚云江和智明,不仅修行很好,而且关系很铁,为报答佛恩,普济众生,两人发宏愿要不遗余力,供养舍利。为收集这些舍利,他们先后用了20多年时间。

 

关于收集舍利的方式,铭文中说:“或逢人惠施,或良会所获,或恳鬻殊乡,或输诚多士。”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邵正春先生翻译为:“有的是施主所赐,有的是游方偶得,有的从远方购来,有的则是诚心从众位贤者那里求来的。”张怀群先生则说得更通俗:“一种就是发愿,把心愿说一下,好,有舍利的地方,就把舍利交给你;还不给,第二种办法,就是买下来;第三种,交换,用法器等交换下来;第四种,已经有20多年了,感动了寺院的住持,好,送给你。”

不幸的是,在选好了瘗埋地点之后,云江和尚就去世了。所以,瘗埋的时候,并没有云江参与,而且,从铭文看,参与的僧人也不多。不过,有“赐紫义英稽首”,即皇帝赐给紫色袈裟的大和尚义英参与,规格也不低。

2013年与宋代“舍利陶棺”同时出土铭文砖一方,铭文清晰可辨,通俗流畅。砖铭全文如下:

维大宋大中祥符六年,岁次癸丑,五月辛卯朔十二日壬寅,泾州龙兴寺曼殊院念法花经僧云江、智明,同收诸佛舍利约二千馀粒,并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葬之。

智明爰与同院法眷云江,道味有契,水乳无疎,孤洁依投而亲行愿,故相遘遇也。皆承师训,俱受佛恩,将何报于覆焘,复何普于济露?

岁月随缘,因果远趣,曰:佛灭度后,八斛四斗分布舍利,遗迹具瞻,戒定惠证,感通应现,明圣兴隆,而身心志向,且愿力岂捐,固铭性炼心,行住坐卧,励至二纪余,或逢人惠施,或良会所获,或恳鬻殊乡,或输诚多士。初终不罄,数满二千余粒。奇哉,宝瓶珠转,牙骨星流。

一日稽颡曰:幸卜丰坚于自院中,历劫无坏,长世载遇。天上人间,愿力非舍矣。不幸云江迁化,瘗事复失。今日智明奉葬酬愿。法教昭彰,上善得获于定果,同因祈会于龙华。远仗圣贤,加备绍嗣矣。

铭云:于缘有果兮明世出家,瞻佛奉法兮善不可嘉。莫为释子兮积功累德,同志操修兮茂实去花。设舍罗兮无为利用,灭波吒兮辩正除邪。求一粒兮轻水透,水礼神异兮净意开花。报四恩兮傍及九有,同佛会兮利乐河沙。

当州本寺管内惠照大师、赐紫义英稽首,助缘比丘义演、表白大德义捷、小师惠远。梁吉书刻。

助缘埋葬弟子陶知福。

(铭文部分文字及标点经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邵正春先生校订,最后一行为砖脊铭)

 

从疑似地宫中出土的陶棺,深灰色,长约0.45米,因为严重破损,所以能看到里面的两个木匣子。

如果如砖铭所言,那么,“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就一定放在这个陶棺里。至于木匣子里还有什么,人们不得而知。

无疑,这具陶棺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为了慎重起见,2013年1月17日,省市文物部门决定将陶棺整体搬迁到泾川县博物馆重点保护。

6月7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专家张勇剑教授和她的团队进驻泾川县博物馆,对陶棺进行清理。

她介绍说,陶棺严重破损,大量泥土灌入其中,陶棺中的漆盒也非常脆弱,为了进一步掌握陶棺内文物的摆放情况,不给文物造成二次伤害,6月8日,她们对陶棺进行了CT扫描。张勇剑所说的漆盒即陶棺里的木匣子,因为外面有一层厚厚的油漆,张勇剑更喜欢把它叫做漆盒。

CT扫描显示,陶棺中共有4个透明的球形瓶样容器:右边一个较大,左边三个较小。同时发现,中间部位有两个很小的方形透明物。四个球形的瓶子,与历次发现的舍利瓶非常相似。这个时候,张勇剑才说:“看到了很惊人的东西。”

对陶棺“发掘”工作正式展开,也更加谨慎。她们用小刷子、小铲子一点一点地清理灌入陶棺中的泥土,不敢有任何一点马虎。

6月11日,她们从泥土中发现了一粒晶莹剔透的颗粒物。大如米粒,质若美玉。张勇剑小心翼翼地用小镊子夹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小盒子里。

从砖铭上关于舍利的记载,到CT影像中舍利瓶样的容器,再到这一颗晶莹剔透的颗粒物,有过舍利出土经历的张勇剑判断,这就是舍利子!

一个小小的陶棺,光清理泥土就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共清理出多枚佛骨,20多颗七彩石(古人称之为“七彩舍利”),6个舍利瓶,散落在陶棺里的舍利子1000多粒,以及国内罕见的金丝线标本和丝织物遗存……

张勇剑介绍,陶棺左边3个较小的舍利瓶装在一个漆盒里,右边较大的一个舍利瓶装在一个漆盒里。中间部位那两个很小的方形透明物,原来以为是佛牙,结果也是两个舍利瓶。左边三个舍利瓶中,一个从漆盒中掉落,瓶底开裂,其中的舍利全部散落了出来。此次清理出的1000多粒舍利,就是从这个舍利瓶中散落出来的。也因此,央视记者在报道这次考古发现时说:“我们才有幸近距离看到了舍利的真容。”

漆盒是木胎,木胎已完全腐朽,漆皮也因为年代久远,极易断裂。为了不损坏漆盒,专家们采用打包平移的办法,将两个漆盒一点一点挪出陶棺。因为技术原因,两个漆盒目前都未打开,其他舍利瓶中到底有多少舍利仍不得而知。但张勇剑判断,全部舍利的数量,可能和砖铭中记载的“二千余粒”高度吻合。

中国佛教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汪海波先生在谈起这次发掘时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非常重要。”

 

不是结束的结束语

 

从1013年葬于泾州龙兴寺菩萨殿内,到2013年于泾川大云寺遗址重见天日,期间相距整整1000年。

  对于舍利,民间一直有“千年一现”的传说。一千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等不住的,但对于向善守正的佛教文化来说需要的仅仅只是耐心。

有一首歌叫做《千年等一回》,歌词中有两句歌词被多次重复:“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啊;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

1000年前,云江、智明和尚收集、瘗埋舍利时,他们的心声一定是这样的。1000年后,2013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十二日,新落成的泾川大云寺举行了隆重的佛舍利安奉法会,此次出土的1000多粒舍利安放在了大云寺舍利塔地宫之中。对于云江、智明两位和尚而言,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

从1964年,到1969年,再到2013年的“千年一现”,49年间,三次出土舍利,对于泾川而言,这一定是一个世界传奇!

这个传奇背后,一定珍藏着非常丰富的地理信息、历史密码、社会背景和佛教文化故事。

                        

  

关于舍利

 

舍利,也称舍利子,梵语,译成中文为灵骨,原指佛祖释迦牟尼佛圆寂火化后留下的遗骨和结晶体,包括一块头顶骨、两块肩胛骨、四颗牙齿、一节中指指骨舍利和84000颗珠状真身舍利子,称为佛祖舍利。1964年、1969年泾川出土的舍利均为佛祖舍利。

后世把诸佛、菩萨、罗汉、高僧等圆寂后火化凝结成的结晶体也称为舍利。诸佛,包括佛祖在内的佛。2013年泾川出土的2000多粒舍利,就是诸佛舍利。

舍利多为颗粒状,大如米粒,晶莹剔透,色彩斑斓。一般认为,白色为骨舍利,赤色为血肉舍利,黑色为发舍利,杂色者则系综合所成。

舍利是佛门珍宝,供养舍利被视为弘扬和传承佛教文化的重要标志,也被视为一个地方佛教兴盛的重要标志。

 

                         (原载2013年8月27日《甘肃日报》)

 

 

平凉佛教传入及泾川佛教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

魏柏树   张连举

 

一、平凉佛教的传入

印度阿育王最先将佛教向印度半岛各地及其周围邻国传播,途径有三条,最先越过葱岭传入中国西北,后入内地。其时间一说始于秦,一说始于汉。我们以为,佛教传入平凉当始于西汉末东汉初。

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陆上丝绸之路自长安至西域诸国开通,为佛教大量传入中国创造了必要条件。平凉作为丝绸之路重要通道,华夏文化的西行,印度佛教的东渐,自然会在这方黄土地上留下踪迹。佛教文化在这里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嬗变、发展,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支脉。《魏书·释老志》有张骞使大夏,“始闻有浮屠之教”的记载。陈寿《三国志》卷三十引鱼豢《魏略》,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王使者伊存到汉朝向博士弟子秦景卢口授“浮屠经”,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陕西佛学研究专家也认为,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早在西汉时期,佛教就已传入陕西关中地区,包括泾川、华亭、崆峒区。

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明帝派蔡愔等12位使者去西域求佛法。永平十年(公元67年),印度僧人摄摩腾等携《四十二章经》来华,“载以白马,共还洛阳”,始在河南白马寺建立中国土地上第一座佛寺。平凉作为僧人使者往来必经之地,对平凉佛教传播起了推动作用。东汉后期,佛风渐盛,史载,经学大师马融研究佛教,并资助译经活动,在学馆内讲析佛经。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成州(今甘肃成县)凤凰山即建有大云寺。“中国佛教经典翻译史,始于永平十年后(约八九十年),东汉桓灵二帝时代”(见黄忏华《中国佛教史》)。可以断定,两汉在泾州建临泾、安定二县,东汉将安定郡治及高平、鹑觚、朝那同时迁入泾州,朝廷对其地的倚重必然会让世人对泾州产生向往,平凉、泾川一带虽未见佛教建筑,但僧侣频频,传教活动一定有了相当规模,其活动中心初露端倪。晋时,释道安开始废俗姓而以释为姓。东晋元帝大兴二年(公元319年),羯人石勒建立后赵,重用高僧佛图澄,宣扬佛法,“甘肃东部庆阳、平凉等地区的官吏百姓逐渐信佛”。魏晋南北朝时,上自皇帝,下至贵戚大臣、州郡牧守,虔心崇佛,大做“功德”之事,开凿石窟、广建寺塔,北魏辖地有佛寺6478处,僧尼77258人。今人有诗“佛法西来河陇先,摩崖竞凿接于阗”。佛教在平凉一带空前的发展。泾川玉都镇太阳墩出土的华盖鎏金铜佛和同时出土的“归义侯”印为之佐证,铜佛的制造时间至少应在前秦建元前期或中期(公元365-384年)。其后有开凿于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著名的王母宫石窟和位于今崆峒区四十里铺镇泾河北岸潘原古城附近的禅佛寺(见其遗址出土的寺庙部件的铭文)。至北魏宣武帝时,各“州郡造寺庙13000余处”。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敕赐建嵩显寺,第二年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监造宏伟的南石窟寺,这些是平凉境内建寺最早的记载。属于北魏西魏的尚有今泾川县境的罗汉洞丈八寺、罗汉洞石窟群(东西15里,计有大小窟龛160多个)、泾明乡太山寺石窟及静宁西岩寺,庄浪县境的云崖寺石窟、陈家洞石窟,华亭县境的上关、河西建沟的石佛群和西华乡的洪蒙寺碑,崇信县境的黄花原石佛造像、铜城乡峡门石佛寺,灵台县境千佛碑,静宁县北魏石造佛像等等,均可窥见此时平凉佛事活动之盛,而活动中心即在泾川。西魏二年(公元555年),平凉以东法门寺已建塔成寺。

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在今泾川水泉寺附近建宝宁寺。隋文帝杨坚于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六月,文帝60岁生日,诏令在全国30个州建塔30座,以供奉佛教圣物舍利。泾州起建大兴国寺(即武则天时大云寺的前身)及佛塔,僧人、传教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从诏文看出,当时组织佛事活动,僧侣多则360人,其次240人,至少也有120人。同一时期,灵台人彭发安学佛于太白山九龙精舍,曾伴炀帝游泰山、征辽东。北魏武帝以后的几次灭佛,僧人逃离长安进入深山,部分西出避难于泾州一带。可以说,北魏至北周百年时间,平凉佛教活动达于巅峰。

唐朝统治者除武宗李炎外都信奉佛教。太宗开礼佛之先河,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僖宗等8位皇帝每隔30年开启法门寺地宫,迎佛舍利于皇宫供养。此一时,长安以西泾州的佛事活动不言自明。唐太宗曾钦赐田宅,由仁智禅师在崆峒山创建明慧禅院,凿石辟道至绝顶建成红莲寺(现在皇城),崆峒山的宝庆寺、峥嵘寺、舍利寺、舒花寺等皆为唐代兴建。今灵台县独店乡有夏家寺,显宗、圆贞二僧在寺内授徒,圆贞骸化,由其徒建塔收骨。唐寺还有平凉市东的延庆寺(宋改汉平寺,元重修),仪州(今华亭)石柜山寺、莲花台及灵台县的胜果寺、崇信县的兴教寺。特别是武则天称帝后的天授元年(公元690年),诏令全国各州建大云寺以珍藏《大云经》,第二年即宣告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在道士之前。大云寺于大周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七月初一竣工,十五日举行舍利石函安放仪式,僧尼、官员和信众可谓摩肩接踵。这时,佛教的宗派兴起,寺院经济发展到鼎盛阶段。

五代、宋、元、明、清到近代,佛教逐渐衰落。泾川县龙马寺、华严海印寺、主山寺及镇东庵、袁家庵等为五代时建。

北宋天圣年间,平凉的“天圣铜钟”铭文,记有多名僧人法号。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西夏兵入境,范仲淹督庆、环州修筑城寨防御,崆峒山僧众奋力抵御,得朝廷嘉奖。次年,陇山以西建德顺军驻防。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曾雕制石经幢立于崆峒山法轮寺。建于宋代的还有今静宁县的华岩寺、灵台县的至定寺和云寂院等。金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崆峒山修准提庵和弥陀庵,其后铸铁钟置于中台真乘寺。

元朝建立后,遵成吉思汗嘱咐,给各教以平等地位。安西王忙哥剌在公元1272年重修崆峒山东台宝庆寺、舍利寺,竣工后,赐银印统管陕西、四川、西夏诸路佛教事宜。随后,崆峒山绝顶原属道教的真武殿亦改奉佛教。同时修葺原有寺院,并新建香山寺、观音庵。泾川县现存的镇海寺蒙文碑文,记载元世祖忽必烈颁发的保护镇海寺和僧尼的圣旨。元代时,汉传佛教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相融并蓄,均有发展。

明代,分封于平凉的韩王,信奉佛教,仅平凉城及其附近,就有延恩寺、崇福寺等。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慈圣皇太后颁赐大藏经3万余册,藏于崆峒山新修建的藏经阁。神宗曾钦赐匾并降旨树碑,将崆峒山中台辟为十方院寺,内设供百僧食用之大锅。佛教活动的重心渐向平凉城区特别是崆峒山转移。从建寺规模看,除前边提到的以外,今崆峒区境尚平凉有圆通寺、段家寺、太子寺、张和尚寺、王常寺、寄骨寺、乐平慈化寺、韩二府寺、南庄寺、韩六府寺、褒四府寺、毛家寺、马家寺、胡承奉寺、花家庄寺,崆峒五台寺、大佛寺、塔寺、观音庵、滹沱等寺。平凉宝塔,原为佛寺旧址。

泾川境有高公寺、毘卢寺、华严海印寺、丈八寺、石窟等寺。

灵台有胜果寺、至宝寺、俱岳寺、横渠寺、景行寺、永光寺、目连寺、观音殿等。

静宁有华严寺、治平寺、大佛等寺。

庄浪有家寺、杜家寺、慈化寺、刘家等寺。

华亭有古塔寺、灵岩寺、观音堂等。

崇信有崇佛寺、龙泉寺、丈八寺、香山寺、石窟等寺。

清康熙年间,仅崆峒山即创修了文殊庵、七佛阁、茶庵寺、居士林等20多处寺庵。诗人王源瀚写道:“东关浮屠起七层,禅房罗列夜传灯。韩藩好佛人多化,处处经声处处僧。”崆峒山佛教活动保持强势,次为泾川、华亭、灵台3县。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泾川208个村庄49种351个庙、寺等建筑中,称佛寺、庵者153处。

民国年间,平凉佛教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寺院衰败没落,到处是断垣残碑。36年(公元1947年)后,平凉佛教徒为625人,崇信33人,华亭6381人,静宁533人,庄浪157人,灵台679人,泾川1250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一度对宗教活动有所限制,特别是经过1958年的反宗教特权后,佛事活动基本停止。此后,泾川南石窟寺、平凉崆峒寺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佛教寺院和佛教活动场所关闭。1979年后,落实宗教政策,佛事活动逐渐恢复。1988年,平凉崆峒山等寺院响应联合国世界和平号召,举行了世界和平祈祷活动。

2002年,依法登记的佛教寺院8处,佛教职业人员37人(比丘26人,比丘尼11人),佛教徒20837人,皈依居士5172人。2012年,批准开放的佛教场所12处,信教群众4.5万人,教职人员54人(僧侣35人,僧尼19人)。

二、泾川佛教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

2012年12月31日,泾川县城关镇组织群众在修路时,于大云寺地宫东侧发现一处有数十尊佛像窖藏,内有石质立佛、坐佛、佛龛、佛座、菩萨、罗汉、释迦多宝说法造像碑、石莲花、经幢局部以及陶法器、碑刻、砖雕。其后,于2013年初,又在其附近再次发掘出大批佛教遗物,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前不久,海内外专家曾在泾川佛教研究会上发出“大云寺建筑如此宏伟,可惜无陈列”的叹息,不久后就有了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此次出土的佛教造像涵盖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等各个时期,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古代泾州乃至陇东地区佛教艺术发展的序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夏年认为:大云寺窖藏造像与巴基斯坦佛教的造型、风格、类型上极为相似,是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具体见证。一些专家断言:泾州龙兴寺可能在唐代就有,泾州佛教历史至少有1600多年。此发现将给世界带来文化福音,给人类遗产增添了新的内容。应当说泾川作为“中心”应当比1600年更早,当推至北魏时期。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交通因素。古代,泾川是历代王朝的西部畿辅和边陲重镇。是长安的门户,丝绸之路的中枢,民族融合的交汇点。时至今天仍是312国道上的重镇之一。有人说“长安是佛教的第二故乡”,我们认为泾川是中国佛教开始“快速”发展的前沿阵地,是各学派、宗派创立、发展、活动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之一,这是由它的交通地理位置所决定。

(二)自然因素。泾川是人类重要发祥地之一,“泾川人”的发现,西王母的传说都与这一美好地方的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再者,石窟寺通常选择临河的山崖、台地或河谷相对幽闭清静之地。纵看丝绸之路,敦煌至长安一线,凿石窟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是泾川大地沿泾河两岸,有6处石窟群和近600个窟龛,有专家撰文定其为“百里石窟长廊”,此言不虚。其境向东沿线有彬县大佛寺石窟,向北庆阳有北石窟,向西固原有须弥山石窟均较单一,而泾川的石窟可谓标领多代,涵括千年。

有两个原因,一是泾川气候好,二是有便于开凿的地质条件。三是山塬横亘,四水逶迤,平均气温10℃,日照2274小时。今日之泾川是甘肃省实现绿化第一县,全国著名的绿化县。是植物的适生区,也是人类宜居区。“天下名山僧占多”,天下好地方僧侣也愿驻足。

(三)行政因素。首先,长安以西,泾州为第一冲要,泾州稳而天下定。故自汉以来素为重镇,有“安定”之名。“是邦也,压泾水之上游,控西戎之右坠”(宋·陶谷语)。居泾之阳,商周阮共之地,周武王初,为畿内,汉为安定郡治,“安史之乱”后改为保定郡。代宗时吐蕃据河、陇、北庭、安西四镇,行营精兵咸屯于泾,遂置泾源节度使兼刺史,直至元代,“恒为重镇”,命重臣镇守。政治、军事中心,往往也是文化中心,佛教文化的繁盛可想而知。唐李频《赠泾州王侍御》诗云:

一旦天书下紫微,三年旌旗陇云飞。

塞门无事春空到,边草青青战马肥。

再者,北魏中期,故园在泾州的胡灵太后及其家族崇信佛教,他们对家乡南石窟寺开凿及佛教活动产生过巨大影响。南石窟寺碑阴数十位开窟官员中就有好几位是胡姓。唐宣宗敕建泾川周公佛堂,宋真宗敕建解脱禅院,元世祖颁旨保护泾州镇海寺,元成宗、明孝宗敕赐泾州华严海水泉禅寺(碑载,方丈剃度出家弟子三千有余),这些足以证明行政的影响力。

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对泾川作过考察的美国科学家即提出:“甘肃的罗汉洞,有一点可以肯定……罗汉洞在当时(应指北魏中、晚期)曾是一处很有名气的佛教活动中心。”

另外,我们可以通过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泾州发生沙门刘慧汪起义和佛教文化遗存分析其“中心”的意义。

翻开中国历史,沙门起义并不多,而泾州发生的属第一次,且有秦州沙门刘光秀响应,其规模之大、震动之广,影响之深,史所未闻。因何起义?人数多少?如何镇压?我们暂且不论,但起义地点在泾州,一时“州郡不能制”,朝廷将“滥杀成性”的奚康生由华州刺史调为泾州刺史去镇压,这一重大事件足以证明朝廷对泾州发生此事的重视,也足以证明其时此地僧尼之盛。

今天,泾川宗教文化旅游的特色较为明显,佛教大云寺文化刚刚起步,只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展有特色的文化产业,不久大云寺上空将会听到钟鼓声与诵经声,塔下一定会看到高僧弘法的身影。

 

                              (原载2013年7月30日、8月5日《平凉日报》)

 

 

佛舍利千年一现   大云寺盛世重光

我县大云寺落成暨佛舍利安奉法会盛大举行

赵永刚

 

2013年6月19日,我县大云寺广场前人潮如涌,蔚为壮观。当天是农历5月12日,1000年前的这一天,宋代泾州龙兴寺佛舍利瘗埋地下,1000年后的同一天,宋代泾州龙兴寺佛舍利安奉在泾川大云寺佛教文化园舍利塔地宫,可谓“千年一现”、“盛世重光”。

由甘肃省平凉市佛教协会主办、泾川县佛教协会、大云寺管委会承办,举办了这次大云寺落成暨佛舍利安奉法会。安奉法会规模宏大、非常隆重。上午9点半,舍利迎请仪式拉开序幕,诸位法师在舍利出土原址上焚香诵经;舍利从宋代龙兴寺地宫遗址出土现场迎出后,在由上千名高僧、居士组成的方队的护送下,进入泾川大云寺佛教文化园舍利塔地宫。在法师和信众随行护持之下,将舍利迎请至大云寺前区广场,并为大云寺揭牌;迎请法会最后由诸位高僧大德为大云寺开启山门并迎请舍利入寺。随后,进行佛舍利安奉法会。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少林寺方丈永信大和尚发来贺词,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陕西省佛教协会会长、西安市佛教协会会长、西安大慈恩寺方丈增勤大和尚,陕西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西安大兴善寺方丈宽旭大和尚,甘肃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兰州五泉山浚源寺方丈理因大和尚,甘肃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平凉市佛教协会会长、平凉市法轮寺方丈妙林大和尚等高僧大德拈香礼拜,举行了隆重庄严的舍利安奉和宝塔佛像开光仪式,西安献供团进行了献供。平凉市及泾川县相关部门领导;市、县佛教协会负责人;高僧大德、善信居士及周边群众6万多人见证了这一佛教界盛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栏目、大公报、香港商报、凤凰卫视、甘肃电视台、凤凰网、腾讯网、大公网、搜狐网、土豆网、网易等40多家媒体现场采访报道。

宋代泾州龙兴寺佛舍利的发现,源于一次窖藏佛像的出土。2012年12月31日上午,我县城关镇修建道路时,在大云寺地宫东侧发现一处佛像窖藏。1月5日,甘肃省文物局、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组织专家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挖掘。1月9日,在对窖藏佛像周围现场进行清理时,又发现另一处佛像窖藏,同时发现一处地宫遗存。从地宫遗存内出土陶棺一具、铭文砖一块,铭文共425字,有“大宋大中祥符六年岁次癸丑五月辛卯朔十二日壬寅,泾州龙兴寺曼殊院念《法花经》僧云江、智明同收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葬之”等记载,可以明确判断佛舍利埋藏于宋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5月12日,系宋代泾州龙兴寺僧人云江和智明经过24年的辛苦奔波,在全国收集诸佛舍利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瘗埋于泾州龙兴寺曼殊院文殊菩萨殿内。近期有关方面专家对陶棺进行了保护清理。陶棺开启之后,一共出土了4层佛骨,清理出了6个琉璃瓶,其中1个琉璃瓶底部破裂,有一部分舍利散落,约1000余粒。目前看来,舍利的总数很有可能与铭文记载的2000多粒相符。

这次安奉佛舍利的大云寺佛教文化园,是我县借助社会各方力量,在1964年发现的唐代大云寺地宫原址兴建的,规划总面积364亩,总体设计为仿唐建筑风格,分为中心区(博物馆)、服务区和景区广场三部分。中心区(博物馆)先后建成了舍利塔及其地宫、钟鼓楼、东西碑亭,以及接待、管理、服务三个中心等工程,已具备安奉舍利和正式开放条件。2010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依托当地丰富的佛教遗存,我县还布设了佛教艺术陈列馆,展出当地出土金、铜、铁及石质佛教造像66件,均为国家三级以上珍贵文物,陈列馆于佛舍利安奉法会前一天开馆。

我县2013年发现佛舍利之前,还于1964年、1969年分别发现佛舍利。1964年12月下旬,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贾家庄生产队社员在平整土地时,意外发现唐代大云寺地宫,从地宫内出土“舍利石函”。石函函盖正中刻有“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字样,四面刻有铭文。舍利石函共5层,依次有石函、鎏金铜匣、银椁、金棺、琉璃瓶,琉璃瓶中盛佛祖舍利14粒。

大云寺地宫及其五重套函的出土,被称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71年9月,郭沫若先生亲自鉴定了大云寺出土的五重套函,指出“舍利石函,贵在石函”,将其评定为国宝级文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称大云寺地宫和石函中的金棺银椁铜匣,最早将中国传统的棺椁葬制引入佛教,反映了唐代在舍利瘗埋制度上的划时代变革,在佛教考古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县大云寺出土的佛祖舍利及其五重套函作为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代表,曾多次到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瑞士、新加坡等国家巡回展出。2004年以来,中央电视台相继播出《国宝故事·甘肃泾川大云寺舍利》和《大云寺佛舍利套函》专题报道,《人民日报》、新华网、中华佛教信息网等国内120多家媒体先后作了专题报道,《甘肃日报》刊发长篇通讯《拂去岁月的尘封》,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目前这批舍利及套函保存在甘肃省博物馆。

1964首次发现佛舍利,1969年我县在大云寺以西又发现北周宝宁寺遗址,出土比丘慧明造佛舍利套函,套函由石函、大铜函、小铜函、琉璃瓶组成,琉璃瓶内有舍利数十粒。目前这批舍利及套函保存在平凉市博物馆。

泾川古称泾州,西汉设安定县,东汉置安定郡,北魏建泾州,隋代置安定郡,金大定七年泾川县名见于史册,但仍置泾州,建州置郡设县已有2100多年历史。据记载,全国各地的唐代大云寺自武则天之后称为中兴寺、龙兴寺,至宋代仍称龙兴寺。因此,泾川县于1964年发现的唐泾州大云寺和2013年发现的宋泾州龙兴寺应是一脉相承。

我县先后三次发现佛舍利,充分证明泾川是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之后具有唯一性的佛教文化中心和多元文化的交汇地,在佛教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舍利事件是阿育王十九塔和隋文帝分舍利,都与泾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记载,华夏阿育王十九塔的第九塔在泾州姑臧寺。又据《大藏经》记载,隋文帝给泾州大兴国寺分了佛舍利。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泾川同样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佛教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泾川首当其冲。最早兴造铜佛像,泾川发现有十六国先秦时期的鎏金华盖四件组装铜佛像。北魏大兴石窟,泾川有600多个石窟组成的长廊。武则天大兴大云寺,泾川建大云寺还发现佛舍利。佛像窖藏多集中在宋代,泾川发现有两个宋代佛像窖藏又以窖藏护持着诸佛舍利。

我县的佛教文化资源极为罕见,历史上先后有14位帝王下诏或敕赐兴泾州佛事,境内现存、发现和出土的舍利塔遗址、佛舍利、石窟、佛像等佛教文化遗存1500多处。始凿于北魏太和二年(公元479年)的王母宫石窟和始凿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的南石窟寺,均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母宫石窟现存大小佛像200多尊,雕像和壁画精美绝伦,与莫高窟和云冈石窟相似。南石窟寺现存高大立佛7尊、胁侍菩萨14尊,与庆阳北石窟寺并称“陇上石窟双明珠”。以南石窟寺为中心,沿泾河两岸有各类石窟群、石窟龛多处,形成了国内罕见的“百里石窟长廊”。另外,泾川还存有北魏“南石窟寺之碑”、元代“镇海寺碑”、西秦“归义侯印”、金大安铁钟等多处佛教文化遗存。

我县2012年底发现的佛像窖藏,被国内学术界一致认定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大考古发现,共出土各类单体造像、造像碑(塔)等270余件(组),主要为石造像及少量陶造像、泥塑造像。大型立佛像高度多在1.4—1.7米之间,小型造像高度多在0.2—0.5米之间。从造像年代上看,上至北魏早期,下至北周、北齐、隋、唐、宋等时代,多为北朝所造。质地有石质砂岩、青石质、陶质、泥质。大部分佛像有彩绘,其中贴镀金的佛像约8件左右。造像内容有立佛、坐佛、弥勒、交脚弥勒、释迦多宝、维摩诘、思维菩萨、净瓶观音、菩萨、千佛碑、造像碑、造像塔、《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陶质经幢等,少数造像风格极为罕见。文化部原副部长、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兰州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主任杜斗城、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林、总工程师杨军昌,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杂志主编黄夏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杨曾文、原法门寺博物馆馆长韩金科、中国社科院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汪海波、原甘肃省博物馆馆长初世宾、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龚鹏程、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嘉木扬·凯朝博士等数十位学术界资深专家分别到泾川,实地考察大云寺遗址出土文物,认为已经出土的佛教造像涵盖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等各个时期,时间跨度长达600多年,造像形式多样,题材丰富,多数表面有贴金或彩绘,造型精美,生动传神,既具有强烈的时代共性,又具有浓郁的陇东地域特色,从形成时间看,与陕西、北京、山东等地出土的佛教造像相互衔接,从种类、造型、风格等方面看,与巴基斯坦的佛教造像相似,为研究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沿革及相关情况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见证,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学术价值。

                                                 2013年6月22日

 

 

“甘肃泾川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史春荣   赵永刚

 

2013年12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甘肃省泾川县人民政府主办的“甘肃泾川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党委书记曹中建、副所长金泽研究员、副所长郑筱筠研究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奉真等参加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以“甘肃泾川佛教文化”为主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等全国知名院校和研究机构的40多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围绕泾川佛教文化资源价值定位、保护传承、开发利用等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研讨交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楼宇烈认为,泾川在同一个地区先后三次发现舍利在全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泾川要建立完整的展览馆,对发现的舍利和盛放舍利的棺椁、琉璃瓶等进行全方位的展示,并从文物考古、碑刻、器物等方面加强研究,这对重新建立和认识河西走廊文化交流起点在西安,第一站是泾川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方立天指出,泾川是古代文化的重镇,是多民族文化交汇最频繁、最直接的地区,佛教文化成为维系历史传承的纽带;泾川历史久、舍利多、“长廊”长,文化价值高,形成了“西有敦煌、东有泾川”的共识;对泾川佛教文化资源要从文化的角度去诠释、去发扬,由此增加民众凝聚力,为实现中国梦、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杨曾文说,从泾川出土大批佛教文物可以看出古代泾州的佛教非常兴盛,泾川发现的窖藏佛像非常精美,要加快修复,使佛教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承。

专家学者们的发言,进一步厘清了泾川佛教文化的历史源流,明确了泾川佛教文化的历史地位,阐明了泾川佛教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方向。龚鹏程、杜斗城、黄夏年、嘉木扬、王三北、韩金科等专家学者认为,泾川县佛教文化历史悠久,遗存丰富,在甘肃的地位仅次于敦煌,泾川是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圣地,是华夏第一佛宝圣地,在佛教文化传播发展过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坐标,对佛教文化的传承、弘扬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专家学者建议,泾川县进一步加强对当地佛教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研究,从考古、历史、佛教等方面进行系统研讨,形成佛教史料汇编;要切实加快大云寺遗址区域勘探发掘进度,进一步丰富佛教文化内涵,使佛教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周奉真在研讨会闭幕式上致辞,并简要介绍了全市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情况,指出泾川是平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市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板块,要按照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要求、新蓝图,把泾川作为全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核心区段,进一步突出泾川大云寺在平凉大景区建设中的中枢地位,全力打响“西有敦煌、东有泾川”的文化旅游品牌,使平凉、泾川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上的黄金区段。

                      (原载2013年12月27日《平凉日报》)

 

 

敦煌文献记载:阿育王十九座佛真身

舍利塔之第九座在甘肃泾川

何小东

 

 

近日,笔者根据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王书庆、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富学在《敦煌文献P.2977所见早期舍利塔考——兼论阿育王塔的原型》(原刊《敦煌学辑刊》2010 年第1 期)、《隋代以前的舍利塔》(兖州佛教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作者:黄夏年,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日期:2011-10-1)两篇文章中读到,根据敦煌文献P.2977记载:阿育王十九座佛真身舍利塔之第九座在泾州姑藏寺。笔者委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汪海波先生,找到了敦煌文献P.2977照片(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2002年,第301~302页),是法国藏敦煌手写卷,证实以上记载确实存在。

释迦牟尼灭度后200年左右,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公元前2世纪)统一古印度大部。在其皈依佛教后,大兴佛教,在华氏城(今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举行了佛教史上规模最大的第三次结集,编纂整理经、律、论三藏经典,并派遣僧侣四方传播佛教。阿育王曾分佛祖舍利84000份,在全世界一夜之间起造84000座宝塔,其中华夏得19份,建19处宝塔。阿育王朝时期佛教昌盛,以阿育王奉佛建塔有功,后世佛教徒为缅怀阿育王功德,多将瘗埋释迦牟尼舍利的塔称作阿育王塔,庶几成为释迦牟尼舍利塔的代名词。

关于中华十九塔的情况,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成书于麟德元年,664年)、《广弘明集》卷十五和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三十八《故塔部第六》(成书于总章元年,668年)均有记载。敦煌文献P.2977记载了中国十九座阿育王塔的情况,内容可与唐代文献有关记载相印证,并可弥补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对全面认识我国早期舍利塔的分布与佛教发展状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全文如下:

第三明塔佛灭度后一百八十六年,摩竭陀国铁轮王名阿育,开前故塔,取其舍利八万四千粒,使七宝为资,驱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宝塔,每一塔中安舍利一粒,请鸡头末寺十六万八千僧中,第一座号曰耶舍尊者,于五指端放八万四千道光明,敕鬼神寻光尽处,安塔一所,大唐国内得一十九所也。

第一在明州鄮县育寺

第二在金陵长干寺也

第三在青州临淄县 寺久无名

第四在河中普救寺

第五在凤翔法门寺

第六在瓜州 未知寺名

第七在沙州大乘寺

第八在故洛阳白马寺

第九在泾州姑藏寺

第十在甘州删丹县 未知寺名

第十一在晋州洪同县广化寺

第十二在代州香谷县圆果寺

第十三在益州福咸寺

第十四在洛京蜜县超化寺

(第十五原缺)

第十六在怀州武陟县妙药寺

第十七在北京净明寺

第十八在北京榆杜县 寺久无名

第十九在魏府潮城县 寺久无名

夫舍利者,唐言灵骨。恐滥凡人之骨,故取舍利之名也。

经云:舍利者,无量戒定慧之熏修,最上福田,甚难可得。夫在家出家者,须求无上菩提者,总须礼敬是塔,乃至瞻一礼一香一花,扫洒供养者,千返生天,不堕地狱,所在之处,毫遗尊崇,见佛开经,总证道深。

那么敦煌文献中记载的第九座泾州姑臧寺具体在哪里?对于泾州方位的记载,在历史上是没有争议的,治所在今甘肃泾川,而姑臧(今甘肃武威)建置于西汉,原名盖臧﹐为匈奴所筑﹐后音讹为姑臧。西晋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张轨为凉州刺史﹐设州治于姑臧。因此上在很多文献中,都将泾州姑臧寺勘误为“泾(凉)州姑臧寺”。但是在文献中并没有凉州姑臧寺的准确方位的记载,而且在武威也没有发现泾(凉)州姑臧寺的遗存。对于后世记载中的19座宝塔方位,其实都属于晋、隋之际的“再造”,而非“造新”。因此可以认为,泾州姑臧寺或许并非约公元前304年—前232年之间所建。

而且很多人都忽视了一条重要历史信息,根据台湾柏杨著《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P38记载,张轨的家乡是古泾州安定乌氏人(今甘肃泾川)。所以上不能排除张轨家族在姑臧主政凉州(后建国为前凉)期间,将所得的佛祖舍利迎送回家乡安奉供养的可能,如此而已的话,那么敦煌文献中关于泾州姑臧寺的记载当是准确无误的。也就是说,泾州姑臧寺佛祖舍利是目前可知的存留在泾川的第一批佛祖舍利。

 

                                                 2013年3月4日

 

胡灵太后与北魏晚期佛教

杨富学   朱悦梅

 

胡灵太后,安定临泾 (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人,是北魏晚期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的人物。她“临朝听政”达十三年之久,“位总机要,手握王爵” [1],在北魏晚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她大力推行佛教,使北魏晚期佛教盛极一时,洛阳龙门石窟的营建也于她统治时期达到高潮,其故乡甘肃陇东,也在她的支持下兴建了许多石窟。

胡灵太后之崇佛,历代文献多有记载,近年发现的考古资料,又可为史书的记载提供佐证和补充,为探讨胡灵太后与北魏晚期佛教的关系提供了许多新证据。本文拟以这些资料为依据,较为全面地论述胡灵太后的佛事活动及其影响。

一、胡灵太后之崇佛

宣武帝时,胡氏以生太子元诩 (魏孝明帝, 515~528年在位)而进为充华嫔。其地位虽不高,但深受皇帝宠爱,作为皇太子的生母,身份自然非同一般。在宣武帝去世,子元诩登极之初,便被尊为皇太妃,进而再尊为皇太后,地位猛升。“临朝听政,犹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 [2],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亲览万机,手笔决断。” [3]

胡灵太后家族素崇佛教,各种史乘不乏记载。如其父胡国珍兄胡真生有四男,其中,一男名僧洗[4],另一男名虔字僧敬[5]。不难看出其敬佛心态。胡国珍的妹妹曾出家为尼,好谈佛事,精通佛理,是洛阳城内著名的尼姑,常出入禁中,为皇后、嫔妃及公主、贵夫人等讲经布法。天长日久,耳濡目染,胡灵太后渐渐喜爱上了佛理,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6]。胡国珍,“年虽笃老,而雅敬佛法时事洁斋,自强礼拜。”[7] 故其去世时,胡灵太后下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魏书·胡国珍传》、《洛阳伽蓝记》中对胡灵太后崇佛及其为父母立寺祈福事的记载更是不一而足。胡灵太后一生尊崇佛教,在其执政之初,即以于洛阳大兴佛事为务,在北距宫城前门仅一里之隔的中心地带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永宁寺。开工之日,胡灵太后亲率文武群臣“表基立刹”,表现了她对修造该寺的极为重视。

从有关资料的记载可以知道,在永宁寺的周围筑有围墙,墙上有木椽,椽上有瓦覆盖,这和当时皇宫的宫墙完全一样。寺院的东、西、南、北四面各有庙门一座。永宁寺的范围比今天的白马寺还要大三分之二以上,内有僧房楼观达一千多间。在寺院中心建有极为辉煌壮观的9级木塔,均用木制,高90丈,佛塔上有柱,高10丈,共100丈[8]。要比举世闻名的山西应县木塔高出一倍。上有金宝瓶,能容25石。宝瓶下有承露盘30重,周围悬有金铃铎,大小如坛子,上下共有120个[9]。 规模如此宏大的寺庙,如此高大的木塔,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此外,她还主持建造了景明寺七级佛图 [10]、冲觉寺五级佛图等[11]。 为了弘扬佛法,她又于神龟元年 (518)派遣崇立寺沙门惠生、敦煌人宋云入印度求取真经。正光元年(522)冬,还京师,得经论117部,行于世 [12]。

太后如此笃信佛法,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时间,京城内外,全国各地,遍地修建寺院,善男信女纷纷出嫁为僧为尼。据统计,北魏肃宗神龟元年(518),洛阳城内有佛寺500所 [13];到孝武帝永熙三年(534),竟激增到1367所[14]。 16年间,僧寺增加,超过一倍,可见当时佛教泛滥之状。各州郡佛寺,更是遍地开花,此时已有30000多所,僧尼达200万人 [15]。  

胡灵太后之佞佛,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恐慌与不安,纷纷向其谏言,俾便认清大兴佛法之危害。如延昌末年(515),主簿李玚就曾上书陈言当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之情状,并措辞激烈地斥佛教为“鬼教”,激怒了沙门统僧暹等,哭诉于太后,罚玚金一两 [16]。  

神龟二年(519)八月,胡灵太后率群臣临幸永宁寺,兴致很高,亲自登上九层佛图。回朝后,催光上《谏灵太后登永宁寺九层佛图表》,谏太后身为人主,不可轻举妄动,否则上行下效,无法制止[17]。九月,胡灵太后临幸嵩岳,催光又上表谏之,规其不可扰民[18]。 张普惠也上书谏胡灵太后不可过于崇信佛教,不可临幸京师近郊佛庙[19]。   

对胡灵太后大兴佛寺事,李崇上《灭佛寺功材以修学校表》,建议 “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工,并减瑶光瓦材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以其资来兴办学校[20]。 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也上奏称:“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侵夺民田,广占田宅。”应加以限制 [21]。  

对于这些谏言,胡灵太后虽然准奏,但佛教泛滥现象并未因此而减。到北魏末年,所在编户之民相与入道,假借沙门,逃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有佛法以来,未曾有过。这就与当政的胡太后笃信佛法,提倡佛教,大兴寺庙分不开的。胡太后从内心深处便不想禁止佛法的繁盛,故虽屡下诏令,仍无改观。

二、胡灵太后与龙门石窟的营建

胡氏家族还在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大兴法事,开凿石窟,在古阳洞南壁 (正光三年, 522)、西山老龙窝 (正光五年, 524)、西山莲花洞北壁 (孝昌元年, 525)和西山火烧洞 (年代不详)中迄今都还可见到与胡灵太后及其家族有关的题记,惜尚未引起学界应有的注意[22]。今移录如下:

1.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造像记(今残,题记框高46厘米,宽17厘米):

正光三年九月九日,比丘慧畅仰为皇帝、太后、师僧、父母、兄弟、姊妹一切众生,敬造弥勒一铺,悉皆同时成佛。

2.龙门西山莲花洞北壁西端上层有题记:

中明寺比丘尼道扬、道积、道保,依方峙行道愿造贤劫千佛,但愿司空皇甫度及陈夫、兄夫贵鉴夫人、柳夫人诸贵人等、北海王妃樊,仰为皇帝陛下、皇太后、旷劫诸师、七世父母、所生父母、见在眷属,十方法界、天道众生,生生世世,侍玄(贤)劫千佛、发善恶心,弥勒三会,愿登初首,一时成佛。大魏孝昌元年。八月十三日记。

3.龙门石窟西山老龙窝,北魏邑义为胡灵太后造像题记(高48厘米,宽36厘米):

光五年十一月廿五日,道俗廿八人共造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皇太后,下为法界苍生,离苦得乐,□迳攸保,愿众生同登正觉。都维那刘景和、邑子显宝、邑子李崇启、邑子显叶、邑子赵洪始、邑子史兴宗、张匡(以下19人略)。

4.龙门石窟西山,火烧洞西壁南段有北魏清河王元亶妃胡智(胡灵太后侄女)及其子元善见等人造像记: [23]   

□□(孝昌或正光)年七月十□日,清信女佛弟子清河王妃胡智,敬造释迦像一区,愿国祚无疆,四海安宁,离苦常乐。弟子元善见侍佛。弟子元敬孙侍佛。弟子□仲华侍佛。

洛阳龙门石窟的营建也是在这一时期进入高潮的。龙门石窟始凿于太和十七年(493) [24],景明初(500),著名的龙门三窟(即为孝文帝、文昭皇太后和世宗而建的三个洞窟)开始动议建造,到正光三年(523),在胡灵太后的支持下才得以基本完成[25]。 期间,胡灵太后于熙平二年(518)亲率文武群臣临幸龙门石窟,以示她对佛之虔诚和对石窟营造事业的重视。在胡灵太后执政的短短十余年间,龙门石窟涌现出一大批中小型窟龛,如龙骧将军洞、来思九洞、弥勒北一洞、弥勒北二洞、地花洞、六狮洞等。药方洞和唐字洞也开凿在此时,只是未竣工而已。这是龙门开窟造像的盛期,也是龙门石窟史上的第一个造像高潮[26]。   

三、胡灵太后与陇东石窟的营建

胡灵太后在洛阳大兴佛事,于史有载。推而论之,她在故乡陇东也应有所举动,况且其父“雅敬佛教”,而她又非常孝顺父母。

陇东地区石窟众多,至少有三十余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魏晚期奚康生主持开凿的庆阳北石窟寺和泾川南石窟寺。北魏后期,陇东一带农民起义频频发生,其频繁程度超过了中原其它地区。太平真君七年 (446),安定卢水胡人刘超等聚万众起义,响应关中以盖吴为首的胡、汉、羌、氐等族的起义。延兴元年 (471),泾州民张羌郎发动起义。正始三年 (506),秦州屠各胡人王智率民暴动,推举吕苟儿为主,以建明为年号,发展到10万人。泾州人陈瞻又率众响应。这次起义遭到了北魏大将元硕的镇压。

但事过刚三年,即永平二年 (509)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又聚众造反,秦州沙门刘光秀率众响应。这次起义规模很大,震撼了北魏王朝,但遭到了北魏战功显赫的奚康生的镇压。

奚康生,河南洛阳人,素信佛教,处处表现出对佛的虔诚。史载: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臵[27]。   

509年,在镇压了刘慧汪、刘光秀暴动之后,奚康生被任命为泾州刺史。他所到之处,都以大兴佛教事业为务,曾动用全泾州的人力和财力,开创了规模宏大的北石窟寺和南石窟寺。其开凿活动可见于南、北石窟寺碑刻记载,如北石窟寺165窟内有一块宋碑,虽已很残,但仍可辨出如下之字:

□泾州节度使奚侯创臵□历景□□……□屡经残毁。

泾川发现的北魏《南石窟寺之碑》末尾则有着更为确切的记载:

大魏永平三年 (510)岁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兼华泾二州刺使 (史)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造[28]。  

他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推崇佛教之因素外,还应与刘慧汪、刘光秀本身为沙门,其发动暴动利用的又是佛教这一史实不无关联。很显然,北魏统治者是在有意利用所谓的 “正统佛教”的威力来消除邪教的影响,以达到加强统治的目的。

当奚康生任泾州刺史(509~512年)时,宣武帝尚健在,胡灵太后的地位还没有后来那么显赫,但无法否认,胡灵太后当时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否则不可能在宣武帝去世之初就能很快独揽政权。“向信佛道”的奚康生之所以能出任泾州刺史,并在那里大兴佛教,或许就与当时身为宣武帝宠妃和太子生母的胡灵太后有关。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云冈石窟落成。油漆未干,孝文帝便在新都洛阳营建规模更大的石窟群——龙门石窟。它们因分处南北二地,故又称南、北石窟寺。奚康生于泾州所开南、北石窟寺,想必是对两京石窟模式的仿效。如果此推测不误,那么,奚康生的作为就一定是按朝廷的授意干的,最少应得到朝廷的默许,否则区区泾州,安敢与京都相匹亚。泾州何以能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我们推测还应从胡灵太后为泾州人有关。

奚康生于泾州大兴佛事之际,胡国珍尚闲居在安定老家,胡氏又是当地敬重佛教的大族,奚康生不可能不与该家族发生密切的往来。或许这就是当胡灵太后倚重的权臣元叉于正光元年 (神龟三年, 520)七月囚禁胡灵太后独揽北魏权柄后,身为元叉亲信的奚康生却毅然决然地站在了胡灵太后的一边,于第二年三月发动了旨在反对元叉专权以支持胡灵太后还政的未遂政变的原因[29]。 这一戏剧性变化当与奚康生与胡氏家族有着更深远的关系和更为接近的宗教态度有关。

除了北、南石窟寺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庄浪县诸石窟的开凿。虽见不到明确记载,但从现存石窟遗迹看,其最早的造像也可以追溯到北魏晚期。陈家洞石窟的三佛石刻,面目清癯,肉髻高耸,两耳垂肩,施无畏印,足踩莲花。其造型相当生动,刀法非常流畅,为典型的北魏造像。在庄浪石窟中,同属北魏晚期的佛教造像尚有佛沟寺石窟中的大型摩崖造像,同样也是三尊立佛。二者的造像风格与北石窟寺、南石窟寺所见极为相近,给人以他们出自同一工匠之手的感觉 [30]。这一因素使人很自然地就会把庄浪石窟的出现与奚康生和胡灵太后家族对佛教的提倡联系起来。

注释:

[1]《魏书》卷13《宣武灵皇后胡氏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第339页。

[2]据《魏书》卷9《肃宗纪》、《资治通鉴》卷148梁武帝天监十八年 (519)正月条,该年正月改令为诏。

[3] 《魏书》卷13《宣武灵皇后胡氏传》,第337~338页。

[4]《魏书》卷83《胡僧洗传》,第1836页;《北史》卷80《胡僧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第2689页。

[5]《魏书》卷83,第1936页、《北齐书》卷48,北京:中华书局, 1972年,第669页及《北史》卷80,第2690页。

[6]《魏书》卷13《宣武灵皇后胡氏传》,第338页。

[7]《魏书》卷83《胡国珍传》,第1834页。

[8]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第1页。然郦道元《水经注》谷水条称其“自金露盘下至地四十九丈。”《魏书〃释老志》称:“永宁寺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按范祥雍先生之考证,应以四十余丈为确。

[9]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载《考古》1973年第4期,第204~206页;《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载《考古》1981年第3期,第223~224、212页;《洛阳伽蓝记校注》,第1~2页。

[10]《洛阳伽蓝记校注》,第131页。

[11]《洛阳伽蓝记校注》,第185~186页。

[12]《洛阳伽蓝记校注》,第251~252页;《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42页。

[13]《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54页,引任城王元澄奏。

[14]《洛阳伽蓝记校注》,第349页。

[15]《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48页。

[16]《魏书》卷53《李玚传》,第1177页。

[17]《魏书》卷67《催光传》,第1495~1496页。

[18]《魏书》卷67《催光传》,第1496~1497页。

[19]《魏书》卷78《张普惠传》,第1737页。

[20]《魏书》卷66《李崇传》,第1471页。

[21]《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44~3047页。

[22]在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中,有专节收录“北魏造像题记”,但这几则题记都未见收录。本录文为龙门石窟研究所张乃翥先生所抄赐。谨志此鸣谢。

[23]该题记拓片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卷第4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86页。

[24]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3年,第281页。

[25]刘汝醴《关于龙门三窟》,载《文物》1959年第12期(收入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3年,第56~61页)。

[26]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第15卷《龙门石窟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0~151页。

[27]《魏书》卷73《奚康生传》,第1633页。

[28]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寺文管所《庆阳北石窟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9页。

[29]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6年,第295~297页。

[30]程晓钟、杨富学《庄浪石窟》(《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别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年。

(原载2001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少林文化研究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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