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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4

发布日期:2017年10月17日

泾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关于北魏《南石窟寺之碑》的释文及书法艺术

李洪智

  

北石窟寺和南石窟寺是位于甘肃东部的两大佛教石窟寺,相距45公里,被誉为“陇东石窟双明珠”,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南石窟寺位于泾川县城东7.5公里的泾河北岸,现存5个洞窟,均坐北向南,开凿于白垩纪红砂岩上。”[1]我们这里要介绍的《南石窟寺之碑》就是南石窟寺的开窟遗物。是碑有“大魏永平三年”题记,可知南石窟寺建于公元510年。

一、南、北石窟寺兴建的历史文化背景

两汉期间,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与中国的文化结合后很快传播开来,到南北朝时已达到空前的规模。与佛教的传播相辅相成,中国特色浓郁的佛教艺术逐渐形成,包括石雕、泥彩塑和壁画等在内的石窟艺术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的石窟作品保留着明显的古代西域石窟艺术与中原艺术相结合的风格。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河西以后,很多僧侣、信徒东迁平城(今山西大同),因此,云冈石窟中早期洞窟的造像题材、风格与河西、天水等早期石窟相同。这说明,石窟艺术影响范围的扩展首先是沿着由西向东的路线进行的。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至二十三年(公元486-499年),鲜卑统治集团为了加速封建化进程,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反映到石窟艺术上,则与早期传播路线有一个相反的变化,形成了以云冈、龙门石窟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趋向。”[2]因而,北朝后期的造像都受到了云冈、龙门造像的影响。分别开凿于公元509年和510年的北石窟寺和南石窟寺当属于这个阶段。而且,具体谈到南、北石窟寺的开凿,就必须提到一位北魏时期的重要人物——奚康生。

奚康生,河南洛阳人。《魏书》、《北史》皆有传。据《魏书·列传第六十一》载:“康生性骁勇,有武艺,弓力十石,矢异常箭,为当时所服。”他经历北魏孝文、宣武、孝明三朝,立下赫赫战功,先后出任南青州、华州、泾州、相州刺史。《魏书》又载:“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

北魏后期,关陇一带农民起义频频发生。永平二年(509)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造反,秦州沙门刘光秀率众回应。这次起义规模很大,震撼了北魏王朝,率部镇压这次起义的正是战功显赫的奚康生。平叛以后,他担任了三年的泾州刺史,在这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奚康生几乎动用了全泾州的人力和财力,经过千百名能工巧匠穷年累月的劳动,终于造就了南、北石窟寺这两座佛教艺术的殿堂。正如《南石窟寺之碑》碑文所说:“命匠呈奇,竞工开剖,积节移年,营构乃就。”

另外,有学者推断,北魏晚期临朝听政达十三年之久的胡灵太后(魏孝明帝之母,安定临泾人氏[3])及胡氏家族其他成员对于佛教的崇信也会对于家乡南北石窟寺的开凿有相当大的影响,应该有一定的道理。

总之,南、北石窟寺是两座佛教艺术的宝库,在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历经1500年的这对姊妹窟内留存至今的文物风化、脱落严重,“病害缠身”。专家认为,应该对两座石窟实施积极的抢救与保护,刻不容缓。

二、《南石窟寺之碑》及其释文

南石窟寺之碑原存南石窟寺,民国初年出土于泾川王家沟村,现存泾川县王母宫文管所。碑通高225厘米,宽105厘米,厚17厘米。题额阳刻“南石窟寺之碑”,笔意在篆隶之间。额上横列楷书“石窟寺主僧斌”六字。碑文楷书 23行,行38字,因下有断缺,现每行最多存34字。碑文记载了奚康生创建南石窟寺的功德,碑阴有出资修建石窟的施主题名,共三列,计五十六人。

对于楷书的识别一般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由于石碑断缺、残泐以及由隶向楷过渡阶段异体丛生等方面的缘故,《南石窟寺之碑》碑文的辨识工作自然有不小的难度,各家出现分歧在所难免。笔者参考了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庆阳北石窟文物保管所合编《陇东石窟》一书(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下文简称“《陇》本”)、《书迹名品丛刊(合订版第7卷)》(日本二玄社2001年版,下文简称“《二》本”)以及魏海峰先生所提供的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赖鹏举先生的释文(下文简称“赖本”),取长补短,再结合自己的一孔之见,将碑文抄录如下,以就教于大方之家(本文所依据《南石窟寺之碑》拓片图版为魏海峰先生所提供,同时参照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合订版第7卷)》中的该碑图版。凡拓片图版字迹缺失或甚为模糊且各家释文各不相同者,皆以空格符号代之):

夫玄猷冲囧而繁霞尘其晖。冥渊澄镜而绮波或[4]其□。□□□□□□(于)俗□。□□□□□□□□。使三有纷离。六尘嚣蘙。轮回幽涂。迷趣靡返者也。是以至觉垂悲。拯彼沉溺。阐三□□□□。□□□(火)宅。乘湛[5]一之维则。腾□于妙境。正夕晖□日之旦。大千瞩[6]常乐之□。□风□□。□□□□□□□若不迁之训。周诲于昏明。万化无亏之范。永播于幽显。通塞归乎(有)(缘)。(行)(藏)(盛)□□□。□□□□□皇帝陛下。圣契潜通。应期纂历。道气笼三才之经。至德盖五常之纬。启唐□□魏□□□□□□□五教遐融。礼风远制。慈导开章。真宗显诰。戒网[7]羁乎有心。政□变乎□□。彼岸□□□□。□□□□于兹将济矣。自惟鸿源帝乡。庇邻云液。议踪翼亲。论畴懿胕。荣要山河。连基齐晋。遂得□□□□□金于云阶。斑[8]爵五等。垂玉于丹墀。内备帏幄。外[9]委霜绒[10]。专节戎场。辟土之效未申。耀威□□。□□□志靡建。岂谓乾荫云敷。皇泽雨洒。冲旨遍加。春华交映。势均两岳。曜轩三蕃。列土□□。□□□□。□崇海量。介焉罔酬。遂寻案经教。追访法图。冥福起于显誓。鸿报发于涓心。悟寻训旨。建□□□□□厥泾阳。简兹名埠。重峦烟蔚。景气之初交。川流泱漾。鲜荣之后畅。飞峭合霄。玄崖吐液。□□□□□峙。冥造之形。风水萧散。嗂韵之势。命匠呈奇。竞工开剖。积节移年。营构乃就。图双林之遗□。□□□于玄堂。规[11]往[12]圣之鸿质。则巍嶷于□室。群像垂霄囧之朗。众□表珠光之鲜。晖晖焉若(分)□之□□ 。岌岌焉如踊出之应法机。又构以房馆。建之堂(阁)。藻[13]洁渟津。荫□殊例。静宇禅区。众□□□□□。穷微之僧。近跧通寂之俊。謶尘□裨乎治端。豪绩瑍乎不朽。刊铭乎(庭)。遂兴颂曰:

攸攸冥造。寥寥太虚。动以应有。静以照无。穹经垂像,厚[14]化亦敷。嚣□纷[15]蘙。道隐昏途。道(经)□□。□□四色。俗流竞波。爱根争殖。回往[16]幽衢。沉沦邪[17]或,圣觉匪运,真图□(测)。至哉大觉。持畅灵(姿)。□□□□(廓)兹圣维。大千被化。幽境蒙晖。潜神吐曜。应我皇机。圣皇玄感。(协)扬(治)猷。道液垂津。冥(被)□□。□□九区。慧镜长(幽)。三乘既驾。六(度)(斯)流。餐沐法膏。藻心道津。鸿源流衍。是近是亲。均(感)遐旧。□□□□。□躬罔报。建斯嘉因。重阿叠巘。蔚映阳川。邃户飞窗。翠错晖[18]妍[19]。双(玆)运矣。遗仪更鲜。□□□□。□□永证一大魏永平三年。岁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平西将军□□泾□州刺史。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造。

三、《南石窟寺之碑》的书法艺术

魏碑书法大多出自民间书家之手,因罕署书者之名而默默无闻。魏海峰先生认为,基于开凿南石窟寺的特殊背景,加之奚康生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参与,《南石窟寺之碑》的书写者当是一方高手,因而其书法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细审此碑,信此言之不虚也。

前文说过,南、北石窟寺开凿之时,正值云冈、龙门等大型石窟向四周扩散其影响的时候。众所周知,龙门石窟保存了大量的北魏时期的造像记,著名的“龙门二十品”就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对于其风格,康有为有一个总体上的评价:“龙门造像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尤值得一提的是被合称为“龙门四品”的《始平公造像记》(刻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即公元498年)、《孙秋生造像记》(刻于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即公元502年)、《杨大眼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后两者虽无造像题刻时间,但考虑到杨大眼和奚康生是同属一个时代的权贵,再从书刻风格上作以比较便可断定,四品的书刻时间应相去不远。而这个时间段刚好比南石窟寺的开凿稍早一点。我们虽不敢说“龙门四品”一定影响了《南石窟寺之碑》,但最起码它们的总体风格是一致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一种时代风尚的反映,通过几个拓片的对比便很容易得到这样的认识。难怪范寿铭在评价此碑书法时说:“书体雄朴,犹存太和时造像风度。”(《北魏南石窟寺碑跋》)尽管如此,如若从点画用笔、结字取势以及章法布局等几个方面仔细研究的话便会发现,《南石窟寺之碑》更有着鲜明的特色。

 

(一)点画用笔

关于学习碑刻书法,启功先生有“透过刀锋看笔锋”的诗句。同北魏其他一些碑刻一样,《南石窟寺之碑》也是刀、笔结合的杰作。尽管笔画被有意地刻得方整峻拔,而且字迹也并不十分清晰,但我们今天仍可透过刀锋去想象书丹时的情形,书写者用笔的劲健、持重可见一斑。尤其是中、侧锋自然、协调的变换以及笔画形态、粗细等方面的变化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这样的用笔再加上刀刻的作用,使得《南石窟寺之碑》“笔力丰厚凝重,方折峻利,充满了生命力和刚毅感,富有雄健的魏碑特点”。

尽管经过了刀刻的工序,但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拓片来看,一些字还是基本如实地反映了书丹时的原貌,毛笔书写的痕迹依稀可见。例如,铭文倒数第二行有一个“是”字,最后一笔极为厚重,是明显的侧锋用笔,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书写者用笔的大胆和果敢,书写过程宛在眼前。这令我们禁不住感叹刻工技艺的高超。

另外,此碑的一些字尚保留有隶书横画的波尾,如“六”、“五”、“旨”等字的长横都是如此。这一方面显示了《南石窟寺之碑》具有由隶向楷过渡阶段的特征,另一方面更为碑刻增添了一些庄重、古朴的效果。

(二)结体取势

  《南石窟寺之碑》在结体取势上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寓变化于平正之中。

总的来看,《南石窟寺之碑》结字横扁、紧密,平正取势。以至于有些字几乎达到了不能再扁的地步,如“酬”、“嚣”等字就是如此。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有些横画较多的字,横画的间距很小,几乎达到密不透风的地步。如“三”、“圣”等字都是这样的。

相比较而言,“龙门四品”显然都是欹侧取势的,尤其是被康有为评为“若少年偏将,气雄力健”的《杨大眼造像记》更是有一种剑拔弩张的飞扬之势。而《南石窟寺之碑》则显得持重、温文尔雅,这一点再次突出了它总体风格上的稳健、质朴。罗振玉认为此碑“从分隶出”,除了前文说过的保留一定的隶书笔法之外,恐怕还与字形普遍横扁取势息息相关。

虽然此碑在总体上结字稳健,平正取势,但细审每个字我们就会发现,此碑在结字取势方面蕴藏着丰富的变化。比如说,横画之间在走向上总有程度不同的区别,所以我们无论在单个字还是在整块碑中几乎看不出像《史平公造像记》那样一律的横画走向来;再比如,单字部件之间的位置安排往往突破常规,这可以说是《南石窟寺之碑》在结字取势富于变化方面最具特色的一个表现了。例如:“澄”字将三点水位置提高,缩在部件“登”的左上方,然后将“登”最后的横画左伸,从而将两个部件以一个全新的布局重新组构成一个整体。《南石窟寺之碑》有一个特点,当左右结构的字左侧部件笔画数较少时,其位置往往被提得很高,刚刚说过的“澄”就是一例,“烟”则是另外一例:部件“火”不但高出右侧部件很多,而且大有继续“拾级而上”的趋势。这样的安排往往使得类似的字形显得稚拙而率真;“绮”字的绞丝旁上下散开,离得很远,实际上就避开了右侧部件“奇”中厚重的“口”,从而使得整字布局出奇制胜;“纷”字的绞丝旁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书家通过让,就将两个部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水乳交融,密不可分;“蔚”字由上下结构变成了左右结构,令人不解的是,书家将“草字头”这个“砝码”加到了分量已经很重的左侧部件一边,部件“寸”沦为附庸,但由于书家的巧妙安排,此字形并没有给人以失衡之感。这样的字形让人感受到:在书家的眼中,整体才是最为重要的;“房”字由半包围结构调整为上下结构,突出了中间的长横,可谓结字险绝……。

总之,《南石窟寺之碑》在结字取势上的变化处处体现著书写者过人的胆量,同时也让人充分感受到了其中的匠心独运,也正由于这样的原因,尽管《南石窟寺之碑》结体取势平正、稳重,但几乎每个字都动感十足。

(三)章法布局

《南石窟寺之碑》在章法布局上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字距、行距都较大。由于字势平正、多数字形较扁的缘故,同“龙门四品”相比较而言,此碑字距显得相对更大一些,所以通篇的布局颇有一些汉碑的意味。

2.变化丰富。包世臣《艺舟双楫》有云:“古帖字体大小颇有相径庭者,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 包氏所说“古帖”当就行书、草书而言。而隶书、楷书一类的字体在篇幅上一般要求字形大小整齐划一。但《南石窟寺之碑》却不然,通篇字形大小参差变化,甚至占地最小而笔画数又较多的字形(如“风”、“周”等)大概只占最大字形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包氏所言“如老翁携幼孙行”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应该说这在类似层面的楷书碑刻中绝无仅有。此碑在章法上的变化还体现在笔法和结字的变化方面,因为,无论是笔法还是结字都受制于章法布局,它们的变化归根结蒂也就是章法的变化。比如说,碑文第二行有五个挨得很近的带有平捺的字:“回”、“迷”、“趣”、“返”、“是”等,仔细比对后就会发现,几个平捺处理得各不相同。这种丰富的变化使得通篇几乎所有的元素都跌宕多姿,处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3.总体风格协调一致,布局完满。尽管《南石窟寺之碑》包含了那么丰富的变化,但总体上,无论是写还是刻,前后风格统一。字与字之间配合默契,痛痒相关,从而使通篇组成一个和谐完满的整体。不管是笔法,还是结字上的变化,甚至于字形大小的悬殊对比,在通篇中都并不惹人注目,足见书家过人的布局谋篇能力。

书、刻者高超的技艺造就了《南石窟寺之碑》在书法艺术上独树一帜的风格,这独特的风格又直接决定了它非凡的价值,远非同时代的许多“穷乡儿女造像”所能企及。正由于这样的缘故,它才能与《中岳嵩高灵庙碑》、《张猛龙碑》、《吊比干文》等一同被纳入北魏著名碑刻之列。陆维钊先生认为,此碑属于六朝书法中“近于《石门铭》而用笔方圆皆能”一派的“整齐”者,“与其学《爨宝子》,尚不如学《南石窟寺》”。[20]

“南石窟寺之碑本身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资讯,是南、北石窟寺仅存的唯一的造像碑,不仅成为解读两窟造像背景及造像内容最主要的依据,而且也是研究地方志、职官的主要实物资料。”[21]可是,大概由于地理位置等方面的缘故,《南石窟寺之碑》多不为人所知,早期的金石专著多未著录。所以长久以来,此碑的影响同它的实际价值难以匹配。现供职于泾川文化体育局的魏海峰先生考虑到《南石窟寺之碑》字迹剥蚀日甚,本着传承、弘扬家乡传统文化的信念,利用现有的一切条件,正为引起世人对于《南石窟寺之碑》的关注进而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而大声疾呼。其举令人感佩!

本文所用图版皆为魏先生所提供,另外,在查找资料、撰写文章过程中,笔者也得到了魏先生、秦永龙先生以及虞晓勇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注释:

[1] 魏海峰:《泾川北魏〈南石窟寺之碑〉:书法艺术不让中原》,《西王母原地》2004年8月号,20页。

[2] 徐自强、吴梦麟:《中国的石刻与石窟》,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130-131页。

[3] 安定临泾位于今甘肃镇原县东南。

[4] 或,“《二》本”、“《陇》本”皆释为“式”,误也,“《赖》本”释为“惑”,近是。实为“或”,此字在碑中不一见,可互证。

[5] 湛,《陇》本释为“洪”,非也。

[6] 瞩,《陇》本及赖本皆释为“嘱”,不确。《二》本释为“瞩”,是。按:此碑单字大多取横势,字形普遍较扁,但部件“目”的占地还是要大于部件“口”,这从“晖”、“嗂”等字的对比就完全看得出来。

[7] 网,《陇》本、《二》本皆未作释文,以空格符号代之。赖本释作“纲”,不确。应释为“网”。按:此字左侧是绞丝旁,右侧部件应该是“罔”,碑文不止一次出现“罔”字,可为证。

[8] 斑,《二》本释为“班”,误也。按:此以“斑”为“班”之借字。

[9] 外,《陇》本释为“永”,非也。按:“外”在六朝有右侧多一撇的异体,略似“永”。另外,此碑上一句为“内备帏幄”,“内”与“外”相对为文,亦可知此字当为“外”无疑也。

[10] 绒,《二》本释为“议”,于文意不通,非也。

[11] 规,《陇》本释为“兆页  ”,赖本释作“顿”,均不确。《二》本释作“规”,是。按:此字左侧部件写法有别于常规,但习见于六朝碑志,《高贞碑》、《巨始光造像》等均有类似写法。另外,释作“规”,与下一句第一字“则”对仗工整。

[12] 往,《赖》本释为“住”,于文意不通,非也。按:六朝碑志中单人旁、双人旁经常混用,故此字当释为“往”。

[13] 藻,《二》本释为“漆”,非也。此字在碑文中不一见,可互证。

[14] 厚,赖本释为“淳”,《二》本释为“厚”,从字形来看,“厚”似更合理。待考。

[15] 纷,拓片字迹不甚清晰,《二》本释为“终”,《陇》本及赖本均释作“纷”。按:无论是从字形来看,还是考虑前文“……使三有纷离,六尘嚣蘙”的句子,释作“纷”似乎更好,因为它和下字“蘙”构成“纷蘙”一词。

[16] 往,《陇》本释为“住”,非也。同12。另:释作“往”可以同上字“回”连绵成词,“住”则不然。

[17] 邪,《陇》本释为“死”,非也。按:“邪”在六朝时有该异体。且下字“或”乃“惑”之借字,故释作“邪”较之“死”来说,文意更加通畅。

[18] 晖,《二》本释作“平”,非也。“晖”字在碑文中不一见,可互证。

[19] 妍,《陇》本及赖本均释作“姘”,于文意不通。《二》本释为“妍”,甚是。

[20] 陆维钊:《书法述要》,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15页。

[21] 魏海峰:《泾川北魏〈南石窟寺之碑〉:书法艺术不让中原》,《西王母原地》2004年8月号,21页。

 

(原载《书法丛刊》2006年3期,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副教授)

 

 

千年古刹——泾川水泉寺解密

魏海峰   文/图

 

泾川水泉寺最早的记载是建于唐代,至今尚存唐代建筑风格的山门,有着近1400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刹。最引人好奇的是,这座被皇帝敕赐最多的泾州古寺,寺名居然有十多种叫法。由于该寺并没有建置史的典籍记载,这十多种叫法的确切记录仅见于历代存留的碑刻和后世方家的解读中,因而其名称的演变令人们莫衷一是,甚至造成误解,传承至今。近几年,笔者在整理《泾川佛教遗产述录》一书的过程中,对水泉寺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基本厘清了其发展演变史。

 

水泉寺寺名的演变

 

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唐》载:“水泉寺碑。在泾川,今佚。”水泉寺的最早建置史无从考起,根据这一记载,在唐代,泾川已有以“水泉寺”命名的寺院。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的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的李阿昌造像碑就出土于水泉寺,说明至少在隋代,这里已有寺院存在,唐水泉寺或是隋代寺院的延续。

 

 

水泉寺出土的隋李阿昌造像碑。

 

《陇右金石录·宋》又载:“水泉寺诗碑。泾川,今存。”唐代“水泉寺碑”与宋代“水泉寺诗碑”显然是两个概念,但这一记载同时印证了从唐代到宋代,水泉寺的历史延续。《陇右金石录·宋》同时记载:“解脱禅院碑记,在泾川王母宫,今存。”张维按:“此碑下截已经剥泐,今存者仅上截,尺余而字多漶漫,难辨碑额。有篆书‘解脱禅院碑记’六字,作行书,凡二十九行。”1943年时,《解脱禅院碑记》尚存于王母宫,后来遗失。《古今图书集成》等书记载,“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宋真宗敕建水泉院,又名解脱禅院,系解脱禅师主持修建,后来观察推官张孝友等又建。”又《缘督卢日记钞》载:“泾州王母宫有宋景德残碑。”可见在公元1004年,水泉寺由赵匡胤的侄子、北宋第三任皇帝敕建,在名称的记载上有了微妙变化,成了“水泉院”,但方位的表述上仍属同一寺院。水泉院的住持是解脱禅师,所以又有了解脱禅院碑记的记载。因而,在宋代,水泉寺又叫水泉院、解脱禅院。

 

 

元《镇海之碑》。

 

到了元代,又有两方存留至今的著名碑刻,即《敕赐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及《镇海之碑》。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元》载:“花严海印寺碑,元贞元年,在泾川,今存。”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元》载:“镇海寺蒙古文碑,即海印寺碑阴,元贞元年,在泾川,今存。”根据碑文记载,元代的水泉寺又叫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花严海印寺(简称)、海印寺(简称)、真相院、镇海寺(笔者注:此为民国张维误读。)

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七月,孝宗皇帝朱佑樘敕赐华严海印寺,现泾川县博物馆存有《敕赐华严海印水泉禅寺记》碑刻一方。另据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重修水泉上寺碑记》可知,寺名“水泉上寺。”明《陕西通志》载:“水泉寺,旷如亭,共池,在泾州北五里,有水泉出佛寺下,云古共池也,有金卿菡荽。”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赵时春撰《平凉府志》卷之五载:“华严海印寺,在城北五里。”根据这些信息,可以明确的看出明代时的水泉寺又叫华严海印水泉禅寺、华严海印寺、水泉上寺。

清张延福《泾州志·建置志·寺观》载“华严海印寺,一名水泉寺,内有青凤泉、古槐。”2013年11月底,笔者与刘玉林、李晓京先生走访水泉寺周边农户,在一户农民家里发现清光绪六年《镇水神碑》一方,尾款磨泐不清,唯有“水泉寺”三字可辨。说明在清代,水泉寺延续了明代华严海印寺的叫法。

从唐代的水泉寺,宋代的水泉院、解脱禅院,元代的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花严海印寺、海印寺、真相院、镇海寺到明、清时代的华严海印水泉禅寺、华严海印寺、水泉上寺,虽然历代名称上有所变化,但实际上都是同一所寺院,且无论叫何名,至少在民间始终保留着水泉寺的叫法。

《镇海之碑》是元代时水泉寺存留下来的一方碑刻,这方碑刻的碑额之意怎么解释呢?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元林先生认为:“镇”,应和我们今天所说的“镇馆之宝”中的“镇”是同一个意思,即镇抚、抑制、维持安定之意。“海”即海印,为释家“华严三昧”之名。《大集经》十五称:“譬如圆浮提一切众生身及余外色、如是色等,海中皆有印象,以是故,为大海印。”因此,海指智慧海,犹言一切色相皆印于心中,即所谓禅定。又刊刻皇帝颁布保护水泉寺的圣旨,因此,《镇海之碑》取此碑名“花严海印水泉禅寺”中的“海”字,代表该寺,属于碑额。2013年11月底发现的《镇水之碑》,与《镇海之碑》在取名上实有同工异曲之妙。

由此可见,对于这通元代碑刻,有镇海寺碑、花严海印寺碑、八思巴蒙古文碑、水泉寺碑等不同称呼,实际上属于一碑。王元林先生认为:“张维《陇右金石录》及其他史料所误认为的镇海寺寺名”其实是不存在的,“该寺应为水泉寺(即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该碑应为水泉寺碑,其它称呼显系误会。”

王元林先生进一步指出:泾川《镇海之碑》的圣旨颁布日期为牛儿年夏末月初三日,立碑时间为元成宗铁穆耳元贞元年庚辰月乙巳朔乙未日。在这段时间里,属于牛儿年的只有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和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两个年头,而只有后者最切近立碑时间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前后相距6年多时间。据此颁布圣旨的牛儿年,应为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有些资料认为该“牛儿年”为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的看法是不对的。至于夏末月,当为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六月。

公元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为经过重建的泾州花严海印寺颁旨,诏令皇室、地方官员、使臣、军人保护镇海寺,不要侵犯僧人的寺院、房舍、马匹、水土、碾磨等,同时要求和尚不要依仗圣旨做“越轨”的事情。该碑以元朝第一代帝师八思巴所创的八思巴文书写,6年后,花严海印水泉禅寺的僧人将该圣旨刊刻于碑,俗称八思巴文碑。同时勒石的还有《镇海之碑》之阴的《敕赐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

八思巴(公元1239年—1280年),藏传佛教喇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吐蕃萨斯迦(今西藏萨迦)人,本名罗古罗思监藏,八思巴(又译八合思巴、发思巴,意为“圣者”)是尊称。八思巴从小聪慧好学,八岁时能向人们讲经,加上伯父萨迦班班智达的良好教育,后来除了在政治上成为一名显赫的人物外,也是一位精通各种宗教知识的高僧。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世祖即位,尊八思巴为国师,使统天下佛教徒。

八思巴文是忽必烈特命八思巴创造的方形蒙古新字,于“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乙丑,诏以新制蒙古文字颁行天下。”蒙古新字颁行后,主要用在官方文书或官方造发的印篆、碑刻、牌符、钱钞等方面。随着元朝的灭亡,这种文字就自行消失了。其使用时间仅百年。

在全世界流传至今的记录蒙语的八思巴文字的文物主要有:刻在石碑上的居庸关佛教经文;1906年土耳其斯坦发现贡嘎扎拉僧的《索布希迪》一书的残本;《蒙古字母百家姓》和《蒙古字韵》;陕西韩城县1926年发现的《龙门禹王庙令旨碑》和泾川花严海印寺的《镇海之碑》。以八思巴文书写忽必烈圣旨镌刻成的《镇海之碑》因而弥足珍贵,是元代及中国历史上蒙、藏、回、汉及各族人民大团结、维护和平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见证。

因此上《镇海之碑》应为元代花严海印水泉禅寺的遗物。该碑现存于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王母宫石窟寺内,与花严海印寺碑实属一碑之阴阳两面而已。

《敕赐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勒石于公元1289年,即元成宗铁穆耳元贞元年庚辰月乙巳朔乙未日,因此上泾川现有的研究资料中,将其确定为该碑是记载元成宗铁穆耳敕赐泾川水泉寺之事,其实是错误的。《敕赐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属于《镇海之碑》碑阴,敕赐即是对6年前元世祖忽必烈颁布的八思巴文圣旨的事件写照。《敕赐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讲述了兼山之阳有青凤泉,就泉建寺,寺名真相院。元初期,住持复建寺院的和尚俗名了彬,西蜀剑关阴平(今甘肃文县)人,法名戒得。寺院修成后,他亲自前往京师,后来得到了皇帝的敕赐,宣诰命名该寺院为“花严海印水泉禅寺”,并颁发了圣旨进行重点保护。

明代的《敕赐华严海印水泉禅寺记》碑则记载了明代宗室明德子于成化戊戍中元前一日(公元1478年七月十四日)在泾川完颜祭祀明代韩王墓后游了水泉禅寺,即兴成诗一首,顺手写在地上。19年后的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七月十五日,泾州长寿里(今水泉寺一带)的地方文人史遵将明德子诗作书写于碑上,石匠乔子玉、乔文仝刻碑。

同属于一座寺院,又同时得到了元世祖和明孝宗的敕赐,为什么会有“花严寺”和“华严寺”之别呢?

2013年12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泾川县人民政府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泾川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笔者看到一名学者在会议材料上将元代“花严寺”的“花”字打上了一个大大的“×”号标记,由于笔者参与了会议材料的撰写,因而看到这一情景后提醒该学者“花严寺”表述正确,学者反驳说应为“华严寺”,此处显然是校对失误。笔者再次解释元代石刻原本如此,而且和明代石刻的表述之差历史上就已经存在,学者则愤然认为元代碑刻是粗制滥造。由此可见,“花严”作为一个佛教用语,与“华严”之间的关系不仅老百姓认识模糊,甚至在学术界存在着扭曲其本来意向的危险。

“花”本作“华”,华是古花字。在先秦两汉古籍中,所用都是“华”字。《诗经·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苕之华》:“苕之华,其叶青青。”这些诗句中的“华”字,都是作花解的。先有华,后有花,据考证“花”大概最早出现在晋朝。花字出现后,没完全取代华字,即使到了唐代,华字还广为使用。如张九龄《感遇》诗:“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其中的“桂华”即“桂花”。《华严经》作为(中国)佛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历来享有“经中之王”、“王中之王”的盛誉,而在《华严经》中,所有言及“华”字者,几乎皆为指代“花”,甚至佛菩萨名号中的“华”字,也大多取“花”之意。而“华藏世界”,即花藏(莲华藏)世界,是《华严经》中最主要的意象之一。1987年在河北丰润出土的小字本辽代刻经辽藏中,其中有题为《花严经》一函八册者。函套外封为蟹青色,正中粘经名签“大乘花严经”,一、二、五、六、七册后的题跋中也记述“雕造小字《大花严经》”的缘起。这套八十卷本的《大方广佛花严经》,据专家研究与应县木塔中的《大方广佛花严经》的千字文号完全相合。2013年1月9日在泾川北宋龙兴寺地宫发现的铭文砖上,也明确记载“泾州龙兴寺曼殊院念法花经僧云江智明同收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葬之”,因此上,在古代,尤其是佛学中,“华”和“花”在大多数语境下是通假的,“华”几乎皆为指代“花”。台湾吴汝钧版的《佛教辞典》中就有《花严》词条,指其等同《华严》。陕西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杨航先生认为,我国简体字版佛经使用“华严”、“法华”,在简体字“华”字已不再指代“花”义的情况下,从“花”到“华”的传译在佛经中已不合适,建议在简体字佛经中统一将书写规范表述为“花”。

综上所述,无论是元代泾川的“花严寺”,还是明代的“华严寺”,在二者字义通假的时代并无正误之别,区别之处是大陆地区对汉字简化后一些学者及普通大众的错误反观。

 

元代水泉寺僧璨舍利塔

 

关于水泉寺的建设规模从现有的碑刻中难窥其状,但因有宋真宗赵恒敕建水泉院,元世祖忽必烈颁圣旨保护泾州花严海印水泉禅寺,明孝宗朱佑樘敕赐泾州华严海印水泉禅寺的碑记,可见其地位之高,水泉寺无疑是泾川境内皇帝敕赐最多的寺院。

近日,笔者又发现在北京图书馆藏有原宜都杨氏旧藏的《泾州璨和尚舍利塔铭》拓本,铭文显示,元代时泾川还建有一座高僧舍利塔。

当代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对泾川《镇海之碑》八思巴文圣旨的译文中,指出当时收执圣旨的本院主持是僧璨。《镇海之碑》汉字题记立碑人署名处恰巧磨泐不清,但我们可以推测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立此碑的人当是僧璨。“泾州璨和尚舍利塔”当时应建在花严海印水泉禅寺内。

从《泾州璨和尚舍利塔铭》来看,该舍利塔建于元成宗元贞元年八月,建塔者为僧永金等,称僧璨为“亲教璨公戒师和尚”,塔铭记建塔之地“西观泾滨,东阚秀岭”,但未记僧璨所在寺名。隋朝时在泾州就有一位著名的僧人叫僧璨,这位隋代僧璨与该舍利塔显然无任何关系。

综合《镇海之碑》、《敕赐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及《泾州璨和尚舍利塔铭》的信息,我们可以明确:元贞元年庚辰月乙巳朔已未日,即公元1295年,僧璨在收执了元世祖这道迟来的圣旨后,于三月五日这天勒石了《镇海之碑》及碑阴《敕赐花严海印水泉禅寺碑记并序》。而舍利塔建于元成宗元贞元年八月,距三月五日历时5个月,可见僧璨在这段时间中去世,圆寂后僧永金为他建造一座舍利塔并刊刻碑铭。可惜至今尚未发现这一遗存,这是历史留给泾川人的又一道谜题。

 

                             (原载2014年7月14日《平凉日报》)

 

 

 

 

 

“泾川人”化石:改写人类进化史

刘玉林   文/图

 

2006年5月初,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教授、刘武教授、李海军硕士和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李盛华教授一行,专程护送泾川人化石莅临泾川,同时进一步实地考察化石出土地点的地层、地貌、地质结构,对地层土样进行年代测定。随行的《兰州晨报》记者宋维国、郝冬白采访了各位专家、教授,其题为《“泾川少女”有望改写人类史》报道刊发于2006年5月15日《兰州晨报》。

媒体报道,曾引起很多人惊疑

 

当时,这篇报道在考古界引起过很多人的惊疑!这有可能吗?

对此,上述几位资深的人类学专家、教授,作出如下回答——

黄慰文教授认为,世界上古人类化石很稀有,我国的也屈指可数。而此前对“泾川人”化石的研究也过于筒单,该化石里面也许还有更多的信息没有被发现,如果停留于筒单的研究,就有可能亏待了“泾川人”头骨化石的价值。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主任刘武教授认为,现在国际学术界争论的热点是现代人从哪里来,目前国外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来自非洲。因此,重新研究鉴定“泾川人”化石的年代,对于现代中国人起源的科学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李盛华教授认为,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释光实验室的仪器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如果对“泾川人”化石发现地点采样准确,最后能够准确地测定“泾川人”化石所处环境和当时的年代,可以解决很多有争议的实际问题。

一些外国专家认为,中国人的历史不超过几千年,没有史前历史,要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就必须找到有力的证据。因此,对“泾川人”头骨化石实际年代的重新鉴定和研究具有非同一般的国际意义。

于是,人们在将信将疑中期待着研究结果问世,也期待着“泾川人”化石改变中国古人类、世界古人类历史时刻的到来。

 

“泾川人”化石的重新研究结果

 

专家、教授们用了近四年的时间,对“泾川人”化石出土地点的地理、地质环境、实际年代及化石本身的各种特征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重新研究和测定,其结果如下:

一、经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李盛华教授用光释光仪器对2006年5月在化石出土地点采取的土样进行测定,确认“泾川人”化石出土地点的准确年代为1.5万年至4.8万年(约2至5万年),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晚期。

二、经古人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李海军、中科院研究生院吴秀杰对中外诸多化石人头骨对比鉴定,“泾川人”化石为一年龄为20多岁的男性个体(见李海军、吴秀杰撰文,《人类学学报》第26卷第2期)。

三、经李海军、吴秀杰、李盛华、黄慰文、刘武等专家对亚洲、欧洲及我国诸多人头骨化石的多项指标进行测量对比,“泾川人”头骨化石的大部分性状表现,位于现代人变异范围内,体现出很现代的特点。也就是说,“泾川人”化石属于更新世晚期的现代人。也有少数项目仍体现出其原始性。

四、“中国晚期智人中都没有枕外隆凸,只有‘泾川人’头骨化石有枕外隆凸,而在欧洲晚期智人有枕外隆凸,可能为泾川与欧洲基因交流的证据。”

(以上三、四论断见李海军、吴秀杰、李盛华、黄慰文、刘武合撰《甘肃泾川更新世晚期人类头骨研究》一文,刊发于《科学通报》2009年第21期)

据笔者了解,上述结果是专家、教授们用了几年的工夫,在多次野外考察、数百个古人类头骨数据对比、参考数十种文献的基础上完成的,形成论文长达60多页,曾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对此论文作过报告。

 

“泾川人”头骨化石如何改写人类进化史

 

以上几条结论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由于在考古界对“泾川人”化石出土地点的年代尚有争议,一种认为“与萨拉乌苏·峙峪遗址大体相当而晚于更新世早期的丁村”(刘玉林、黄慰文等观点,1984年。)一种认为“泾川人”化石地质时代可能较萨拉乌苏遗址晚些,且化石发现地点距地表较浅,可能偏新”(谢骏义观点,1996年)。

那么,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用科学方法进行测定。

2006年5月,香港大学李盛华教授在“泾川人”头骨化石出土的准确位置采取土样,用最先进的光释光法解决了这一问题,测定结果为1.5至4.8万年(约2-5万年),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晚期。甘肃初中教科书《甘肃历史》课本中对“泾川人”头骨化石年代的界定,就是根据最新研究成果修订的。

科学家们提出“中国古人类的进化可以用‘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模式’作简约的概括,中国现代人的起源也不超出这样的轮廓”,但未能赢得国外部分人类学家的赞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我国还未发现欧亚现代人起源的关键时期,即4至10万年前那段时间中生活在中国的属于现代人的头骨化石。而“泾川人”头骨化石正是处于4至10万年这一时段,即“泾川人”头骨化石属于更新世晚期2至5万年的现代人。这一研究成果为中国的现代人起源于中国本土的论点提供了有力证据,对世界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有研究者还把“泾川人”头骨化石与武山头骨化石作了对比,认为“武山头骨化石属青年男性个体,测定为3.8万年(约4万年)属更新世晚期。”在年代、性别、年龄上都与“泾川人”头骨化石接近。但经测量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有些数值相似,但更多项目体现差异较大,武山头骨化石显示的性状为晚期智人,而“泾川人”头骨化石大部分性状表现位于现代人变异范围内,表现出很现代的特点。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反映更新世晚期人类头骨有很大变异。结合地理位置和石器地点分布,“泾川人”头骨化石相对进步是好理解的。武山位于陇南,旧石器地点分布很少;而泾川位于陇东旧石器地点,分布很多。泾川是关中通往河套的中间地带,距陕西大荔、山西丁村、宁夏水洞沟等古文化遗址都不远,古文化极有可能通过这一区域向西向北交流。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更新世晚期渭水流域和黄土高原人类的群内差异很大。更新世晚期人类向现代人类演化程度有很大区别,有些地区的人类己经很现代了,而有些地区的人类相对还保留较多原始特征。”(李海军观点,2007年)。也就是说,在更新世晚期人类进化的程度是有差别的,有些已经进化为现代人,有些还处于晚期智人阶段。“泾川人”头骨化石就是更新世晚期人类已进化成现代人的证据。

以往我们认为“北京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可是对比的结果却令人吃惊:“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同现代中国人并没有前后继承的关系,“山顶洞人”的模样和现代人已经没有区别了,无法连接我们与远古祖先之间的断层。那么,连续进化理论就难于立足。2008年1月,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联合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河南许昌灵井旧石器遗址发现了距今8至10万年左右的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地质时代为我国第四纪晚更新世早期。“许昌人”不仅可能是“北京人”的后代,同时还应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许昌人”的发现为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提供了重要实证。因此,“许昌人”被评为全国考古十大发现,名列榜首。

由于前述的多种原因,“泾川人”头骨化石地点也由原来的省级文保单位提升为国家级保护单位。近年来,在牛角沟“泾川人”化石地点还发现了大角鹿鹿角化石和几件石器,其中一件为半透明的肉红色石英岩打制而成,制作非常精美,工艺水平很高,这些材料为进一步研究“泾川人”化石地点提供了新的资料。

综上所述,“泾川人”头骨化石是更新世晚期己经进化为现代人的代表,它填补了5至10万年前中国没有现代人的空白;枕外隆凸的存在是基因交流的证据;“许昌人”的发现和“泾川人”头骨化石的再研究,为现代人类多地区起源和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学说提供了证据,证明现代中国人起源于中国本土,而不是来源于非洲,中国人不但有8000年(大地湾遗址考古结论)的华夏文明,而且有数十万年的史前历史。我们为生于这片土地而自豪,我们为长于这片土地而骄傲!

 

                      (原载2013年12月19日《平凉日报》)

 

 

泾川王母宫建筑的有序传承

刘玉林  文/图

 

 泾川县回中山位于泾川县城西一里,泾汭二水汇于山前奔流入渭。回中山之巅,原有庙宇多座,主殿为王母宫,传为西王母会周穆汉武之地,始建年代之久远可想而知。据光绪七年《共成善果》布施册记载,王母宫始建于汉武帝元封年间,自同治间“突遭劫火,一炬而空”,遗址上荆棘荒草丛生,残垣断壁,瓦砾遍地,荒芜之极,只有几块大碑和那口大安铁钟立于荒草丛中,这种局面一直保留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1992年重修王母宫时,遗址上挖出许多残砖断瓦、琉璃构件及陶瓷残片,被当时王母宫石窟文管所职工宋仲鹏捡拾了几大箱保存至今。

近日,应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之邀,至王母宫察看了部分标本,笔者认为,这些标本是研究王母宫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现选部分有代表性的标本分述如下:

一、灰陶粗绳纹大板瓦:残长15cm,厚1.2cm,突面满布较粗的绳纹,印痕较深,纹饰清晰,凹面有稀疏绳纹,印痕很浅,瓦体不甚平正。此瓦与静宁县李店乡出土的窖藏西汉大板瓦及泾州古城铁路沿线考古发掘现场出土的大量西汉板瓦完全一样,应为西汉时期的大板瓦无疑。

二、莲纹瓦当:完整的两件,细泥模制烧成,灰胎。

1、莲蓬心复瓣莲纹瓦当:直径13cm,中心饰莲蓬纹,突弦纹一圈,外为复莲瓣,又突弦纹一周,外饰连珠纹,边廓宽1.2cm。

2、宝珠心复瓣莲纹瓦当:直径12cm,中心饰突圆宝珠,外饰斜短线纹一周,再外为复莲瓣,突弦纹,边廓宽1.1cm。

这两件瓦当与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同类瓦当十分相似,应为典型的唐代瓦当。

三、灰陶角梁套兽:灰陶质,长36cm,最大宽28cm,厚16cm。

龙头形,龙嘴紧闭,嘴边露出犬齿,颌下有须毛,头上有角,颈部有鳞,吻长而上翘,上颌中部有鼻孔,前端略有残缺,二目圆睁,形象威猛,整体雕工为浅浮雕手法,一端有长方形插口。与明清套兽相比明显清瘦秀丽,元代脊兽多红陶质,此件套兽陶色浅蓝,雕工也不及元代饱满,应为宋代建筑构件。

四、灰陶兽面纹瓦当:仅半个,兽面只留鼻下部分,嘴角上翘,犬齿外露,嘴中部露出门齿,兽面外饰大连珠纹一周,外为短线火焰纹,宽边廓,和唐代宽廓莲纹瓦当十分相似。应为宋代虎头瓦当开始取代莲纹瓦当时期的一种过度类型,它既有唐瓦当宽廓、连珠纹的特征,又有兽面突出、纹理繁复的宋代特色,所以该瓦当应为宋代初期之物。模印花卉残砖,从陶质、陶色及雕刻风格看也应为这一时期。

五、红陶龙头吻兽残件:最大宽度28cm,残高36cm。红陶质,整体为一大张口的龙头残件,眉粗壮,眼为筒形,前端球形眼珠,上颌上翘,中有鼻孔,口大张露出板状门齿,长舌呈反S形卷于口内,下颌及腮部布满鬣毛,造型生动,线条流畅,形象威猛而优美。这件龙头吻兽残件,至少缺失了基座,头上的鱼身、剑把和脑后的鬃毛等。从陶质、陶色、造型手法及大面积素烧、局部施彩的作风看,与泾川县出土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的一整套脊兽的作法极为相似。因此,这件吻兽残件应为宋元时期。

六、明清时期的琉璃兽头及龙纹瓦当:琉璃兽头、琉璃龙纹瓦当、琉璃脊残件,琉璃板瓦、筒瓦等(不作描述)。

琉璃瓦件在北魏时期就已出现,广泛用于民间寺庙建筑,应在宋元以后。王母宫遗址出土的琉璃瓦件最多,经笔者比较观察,其中一部分为宋元时代构件,大部分为明清时期遗物。有无更早的有待进一步研究。

西王母形象在汉代以前是以《山海经》为依据的“虎齿豹尾,蓬发戴胜”如虎似豹的怪物,是“司天之厉及五残”的凶神恶煞。《竹书记年》中又成了周穆王朝思暮想的美貌王者。汉代是神仙信仰和羽化升仙说盛行的时代,人们又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心理需求,生活习惯对西王母形象以及神学内涵进行了重塑和改造,使其成为一个雍容华贵的中年妇女形象而固定下来。她的职能转变为掌握长生不死之药,能使人羽化升仙,并为人赐送儿女的赐福之神,这些正好是汉代人追求的目标。所以人们把对抽象的上天崇拜转向对更加真实、更加贴近人民生活的西王母崇拜。这种信仰很快由西部传入中原,遍及全国,各地建有很多奉祀西王母的祠庙。《太平御览》引“汉旧仪”说,“祭西王母于石室,皆有所,二千石,令,长奉祀。”是说祭祀西王母是官方行为,由地方行政长官亲自主持祭祀,可见西王母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泾川王母宫的始建也应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开始的。据有关文献记载,泾川王母宫始建于汉武帝元封年间(一说元封二年,即公元前109年),这与遗址出土的西汉板瓦正好吻合,始建年代应当是可信的。这些瓦砾中还有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建材残片,它们都是各个历史时期泾川王母宫宫殿建筑的实物证据。宋初更有翰林承旨陶谷亲撰的《重修王母宫颂》碑,证明了唐时泾川王母宫的存在和宋代重修的情况。由此可以看出泾川王母宫自汉始建以后历唐宋元明清有序传承的轨迹。

另外都认为周穆汉武会见西王母的故事发生在泾川。泾川还有回山、瑶池等与西王母有关的地名,这些地名和传说,自汉至今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补充和完善,这就为泾川西王母信仰增添了活力和生命。神庙是宗教信仰的载体,正因为西王母宫殿经历代维修重建巍然屹立,有序传承,才能使泾川西王母神庙的香火,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沧桑岁月延续至今。

 

                    (原载2014年11月11日《平凉日报》)

 

 

102年前苍凉的泾州城郊

史精敏

 

1910年1月,澳大利亚人乔治·沃尼斯特·莫理循,沿着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骑马西行,开始了为时半年的中国西部考察。他从陕西咸阳出发,途经甘肃省泾川、平凉、兰州、凉州、肃州,出嘉峪关进入新缰,一路西行最后到达俄国。在此次考察中,莫理循亲历、亲闻、亲见的可靠记录,对于我们了解清末民初的中国,提供了非常生动、直接的材料。

当时,在中国传统农村,一切一如往昔,人民照常劳作,生活仍在继续,平静而迟缓,日出日落,耕作休息。无论上层的思想如何激变,在乡村这个社会底层,在离政治中心很远的大西北,人们的生活只是微变:他们仍然牵着牛、犁着地,过着封闭的农耕生活,在镜头前留下了仅仅是他们的背影及一幅茫然的神态。外面世界一波一波的革命、新政,与大多数泾州普通人的生活似乎毫无瓜葛!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莫里循一路西行。他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些照片反映了20世纪中国近代化变迁和清末民初的风情民俗,他拍摄的照片之一即是泾州(泾川)城城郊。

照片原文是:“泾州(泾川)附近,顺河而下”,这张照片距今已经有102年了!透过一个外国记者的眼睛,百年前的泾州城郊就这样静静地横亘在我们的眼前:丝绸之路上,荒芜的河谷,没有叶子的树木,狭窄的小路上,走着这么几个行人。天空之下,大地之上,一切都是那么苍凉、辽阔、却又是那么真实。

照片正前方有两个小山包,是泾川人熟知的夸父峰,以夸父峰为参照物,泾川县城东、西七八里之间的风貌一览无余!照片右边最近的山即是王母宫山,山根有一条清晰的道路,这是左宗棠组织军士整修的自窑店通平凉的驿道,通骡马大车。1926年冯玉祥等整修成汽车路,1944年修成“西兰公路”。1910年的这一段驿道,是把完整的石质的王母宫山山根凿开整修的驿道,过了王母宫山进入泾河川道,沿着泾河南岸向平凉延伸。照片的最下方,大约是今天的“泾川西”高速收费站附近。

照片上最近的这个男人,头戴当时流行的毛织筒筒帽,穿一身黑色的中式棉袄、中式大裆棉裤,裤口紧紧扎起,穿着白老布袜子,黑布鞋。最显著的特征是背上背着一只毛线织的褡子,这只褡子是身份的象征,是中等富裕以上人家才有的家当。褡子里装的不知是何物?也不像是粮食,他肯定要背到泾州城里去变卖褡子里的东西。这个人的前面还有三个男人,同样是背着布织的抑或是毛织的口袋,装的东西很少。他们都穿着棉衣,裤口紧扎,还扎着腰带,或许背着自己种植的粮食或水果以及干菜等农副产品,到泾州城变卖几个零花钱。前面还有几个看不清装束特征的人,他们也是进泾州城的。

这是深冬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的左边是一条细小的泾河和泾河河床,泾河水那么细小而河床却很宽,反映出了100多年前泾州的水资源状况。

泾州城没有被拍进照片中,令人很遗憾!然而,走进泾州城却是照片上的人半月或一月之中最高兴的事,在哪里可以拿仅有的一点东西变卖成几个零钱,以维持艰难的生活!

100年前,正是中国经济社会陷入历史上的低谷时期,地处西北的泾州更是陷入了低谷中的低谷!从照片上反映的农民家庭贫富状况,泾州人的衣着打扮、精神风貌,以及道路交通状况———窑店通平凉的驿道仅是这样的路况……

再次回味这反映102年前泾川自然、世情的照片,可以想像出当时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尤其是落后的西北)的生活状况。

百年前泾州(泾川)城郊被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并永久再现,今天的人们每每看到这张照片,必将倍加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必将发奋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原载《平凉日报》2014年7月2日)

 

 

泾川举行全球阮氏故里拜祖大典

罗保虎

 

阮氏儿女齐相聚,王母故里同拜祖。2013年5月20日(农历4月11日),泾川县城关镇共池村兼山之上古柏凝翠,彩旗猎猎,唢呐声声,香火缭绕,癸巳年全球阮氏故里(泾川)拜祖大典在这里隆重举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阮氏家族宗亲共计160多人相聚在此,怀着无比虔诚和敬仰的心情,共同瞻仰他们的祖陵,祭拜他们的先祖,表达全球一百万阮裔游子的思乡之情和对先祖的缅怀纪念。

“割不断的是血脉情缘,叙不完的是宗族情感。”中华(世界)阮姓文化研究会会长阮绪娟女士在致辞中说,为了上慰先祖,下惠后世,在中华阮姓文化研究会成立第二天,我们就来泾川祭拜祖陵,就是为了以泾川阮陵为本源,让阮氏子孙了解自己家族的文化历史,更好地保护家族先祖留下的文化遗产,传承先祖荣耀,繁荣阮氏家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中华(世界)阮姓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阮干轩代表阮氏宗亲恭读了祭文,在庄严悦耳的唢呐声中,来自世界各地的阮氏宗亲代表团为阮陵敬献了花篮,中华(世界)阮姓文化研究会荣誉会长阮其尾携全体阮氏宗亲上香拜祖。仪式上,阮氏宗亲代表还宣读了《全球阮氏泾川宣言》和《关于修复阮陵阮祠倡议书》,呼吁所有的阮氏家族子孙紧密团结起来,在中华阮姓文化研究会的统一领导下,更加有序、深入地开展各项家族活动,逐步让阮氏家族分布在全国和世界各地的脉络更加清晰和完善,并倡议尽快修葺阮陵、修建祖祠,恢复阮国遗址共池原貌,以供天下阮姓寻根拜谒。   “这里是我们老祖宗的发源地,我们将以此次寻根拜祖活动为契机,做好阮氏文化遗存保护修复工作。”阮绪娟表示,自己带头捐款一百万元作为阮陵阮祠修葺启动资金,并呼吁更多的阮氏宗亲及社会各界倾力相协,随喜乐施,为阮陵的修复尽心竭力。

“我原来一直以为我的祖先在广东中山,现在才知道我真正的祖先是在3000多年前的泾川。”来自美国芝加哥的阮白显得特别激动,“我们终于回家了,回家的感觉真好!”

相关链接《诗经》、《姓谱》、《千家姓查源》均记载:阮国是皋陶的一个裔孙阮髡于商朝时建立的诸侯国,其国址在今甘肃泾川。约公元前1050年,阮国被周吞并,阮国的子孙以国为姓,在泾川生活并传至第十五代孙阮肥子后,从泾川迁徙到河南陈留尉氏县隐逸,汉末三国时期在陈留郡形成望族,两晋以后阮氏开始南迁,如今,阮姓子孙已遍布世界各地,并且是越南第一大姓望族。

历经三千年岁月沧桑,泾川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热情,自觉传承和保护了阮氏文化,泾川目前有阮陵、共池等阮国古迹遗址,泾川历史上曾有阮陵书院、阮陵乡、阮陵渠等阮氏文化遗存,古代至现代数部地方志多处记载阮国、阮陵、阮文化诗作。

              ( 原载2013年5月24日《平凉日报》)

 

 

泾川玉都镇郭马村郭姓和罗汉洞乡郭姓源流的口传与考察

郭万仕

 

郭马村位于玉都镇北三里许。村南北一条深深的大车道,当地人称之为“胡同”,沿胡同住着百十户人家,全都姓郭,无他姓。此村原名郭唐家,村前有一土墩,上有供奉药王、文昌的神庙,俗称 “文昌墩”,沿文昌墩东向的沟边,原名 “唐家嘴”,一支唐姓人家世居于此。清同治初年西北发生民族纠纷,民遭劫难。据《泾川县志》载:本县“当交通要冲,戎马蹂躏,村舍为虚,户半数逃亡”。郭唐家亦被洗劫一空。约十年后,左宗棠率部平乱,流散在各地的村民始得回家。据说当时回村的郭姓有九人(我的曾祖父就是这九人中之一)。而唐姓只有一人,因无法生存,就招赘到外地,唐姓在村内遂绝,但村名一直延续,1956年合作化时和村南的马家合编为一社,叫郭马农业合作社,后社废名存,沿袭至今。

关于郭姓人家更早的来源,按村中老人的说法是唐末黄巢造反,屠尽陕甘一带居民,乱平后政府从山西移民,郭姓就是从山西 “大槐树”移民到泾川的。查阅历史,唐末黄巢军并未到过甘肃,而有关资料介绍,山西移民事发生在明洪武三年至永乐十五年的50年间,前后大的迁移有8次,迁出881姓,约180万人,涉及汉、蒙、回三个民族,移民安置区域广大,有18行省之多。这些移民的后裔都尊山西洪洞“大槐树”为其先祖迁出地,我国有流传地域很广的民谣曰“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说得就是这件事。既然郭马村的郭姓人家称自己来自“大槐树”,就应当是明初从山西移民到此无疑,唐末说应是流传过程中的讹误。

更祥细的传说是,从山西移民来陇东的郭家为两兄弟,到泾川后哥哥一家被安置在县城北三十里后来被叫着郭唐家的地方,弟弟一家则被安置在县城东二十里之罗汉洞。从山西带来的祖先神像牌位被安放在郭唐家村的家庙内。每逢清明弟弟都会带子孙到郭唐家祭祖,兄弟也得以团聚。大概兄弟俩及近系子孙死后都埋在了郭唐家,有此猜测是传说中讲,每逢清明罗汉洞的郭姓支脉都要到郭唐家上祖坟,祭家庙。家庙自然是从山西带来的祖宗图像,那么祖坟如何解释?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最初来泾川的郭姓族人,至少第一辈的两兄弟都被埋在了郭唐家,这样才会形成一个两地都必须祭祀的祖坟地。支持这一解释的依据是,最初来泾的两兄弟不仅手足情深,而且从山西长途爬涉带来的祖宗神像是安放在了郭唐家,飘零异乡之人要和祖先依偎在一起的情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知过了多少代人,风俗依旧而两系子孙交恶,竟发展到郭唐家的郭姓硬是不让罗汉洞的郭姓子孙进村上坟祭祖。每逢祭祀日,罗汉洞郭姓的代表都无可奈何地守候在郭唐家村口,到夜深人静后才悄悄进村祭奠。又不知过了多少时日,罗汉洞郭氏一脉出了一位非凡之人。他说:祖宗是大家的祖宗,为什么他们供得我们就供不得。于是在一次祭祀日,他带人潜伏在郭唐家四周,趁夜进入村内,不是祭祖,而是将家庙内的祖宗神像牌位尽数搬走,然后在罗汉洞本村建立家庙供奉之,此后再也不到郭唐家上坟。而郭唐家则因失去祖宗神像牌位而不再有家庙,只有祖坟。坟在村西北叫着 “李家踅”的地方,余少时曾参加过清明祭祀活动,场面甚为壮观。此坟毁于学大寨运动中的平田整地,不复存焉。

以上资料来源于我父亲郭志远先生和祖父郭生荣先贤的多次讲述。从移民的下限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算起,山西移民到泾川已有近600年的历史,斗转星移,人世沧桑,家族史的口口相传尚能有如此清晰的脉络,实在是难能可贵。

从《百家姓》看,郭姓的郡望是太原,它也是泾川郭马村郭姓族人和罗汉洞乡郭姓族人的早期居住地。

另外,郭马村中老人尚有口传说:当初从山西移民时,老百姓都不愿背井离乡,推说家中困难无力远行,官员便设谋说,限某月某日在洪洞大槐树下集中,滞留不去者,一律移民,于是稍有行动能力者都到树下集中,届时官员改口说,你们能来树下,说明尚有能力挪动,那些甘愿迁徙而不能来此集中者确属无力之辈,迁移者应该是你们,于是发给路费,派士兵押送强行迁移。事后这些移民便都称自己来自洪洞大槐树底下。此可作为“移民缘何来自大槐树”的版本之一。

又据清光绪33年(1907),张元森《泾州乡土志》载:泾川城关萧姓“其先由山西洪洞迁安定”。安定即泾川,可为那次移民潮涉及泾川的佐证。

 

                      2006丙戌清明初稿·2007丁亥清明修订

 

 

泾川蒋家坪出土大唐开元年间墓志铭

王秀成 史林福  搜集整理 王金生  译

 

二〇一一年夏月泾川蒋家坪(唐时地名桃花塬)出土大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原沧州饶安县主簿萨孤元金墓志铭(并序)碑一块。墓志铭全文三百余字,二层意思。先介绍了墓主人身世,即三代祖的公爵及任职;紧接着简述了墓主人生平事迹,并对其鸿图未展、英年早逝,深为惋惜。文中还清楚记载了墓主人安葬的时间和地点,文字流畅,用辞精辟。铭文行楷书法,字体遒劲而秀雅,书文并茂,是研究唐代吏制、书法、风俗,不可多得之珍品。

墓志铭(并序)原文:

故沧州饶安县主簿萨孤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元金,字若讷,河南人也,曾祖吴仁,唐金紫光禄大夫,右金吾卫大将军,上柱国朔方郡开国公。祖俭,唐朝散大夫上柱国,行甘州司马,河西二十四州诸蕃大使。父瑜,以千牛擢卫理,弘志尚照,达通   乘,先宠藉贲帛丘园,康时贵游,佻然自若。君即元子也,识亮清远,神情赪晤,孝友形心,温良范俗,道文曕学,辉烈早闻,仁杰德章,倬有其行,束发昭成皇太后挽孝廉,调补沧州饶安县主簿。挫豪抶奸,矜微恤隐,寥寥择处,清风凛然,肃肃明霜,浩洁虽叶海隅而誉流京毂,寝疾春秋三十有九,不禄于饶安官舍,关山万里而囚极恩深,神柩零然乃归祔泾邑。以大唐开元二十五年,岁在丁丑,葬于泾郭东北桃花塬,礼也,惜乎!黄中通理,不列星郞之资,玉璞金浑,膏润郇邠之壤。勒铭泉石,永记鸿猷。铭曰:天回陇日,地逝秦泾,胡然夫子,早代即冥,始旌王国,旋釐鬼庭,于嗟,大愧空此劳生。

原沧州饶安县衙主簿萨孤先生墓志并序(译文):

先生名元金,字若讷,本为河南人。曾祖父萨孤吴仁大唐金紫光禄大夫(一品衔),右金吾卫大将军,上柱国朔方郡(管辖今山西、陕西)开国公(公爵位)。祖父萨孤俭,任朝散上柱国甘州(张掖)司马(州军事长官)兼河西二十四州诸蕃大使(负责河西少数民族事务的官员)。父亲萨孤瑜,以皇帝侍卫的身份升迁为侍卫长,志向远大,品德高尚,于佛学典乘尤为通达,受到皇上宠信,赏赐良多,积累了大量财帛,修筑了豪华的别墅,同当时显贵交游甚广,风度翩翩,毫不逊色。元金先生为瑜的长子,先生见识高远,聪颖好学,上进心强,孝悌仁爱发于至诚,温良恭俭可为风范,博学广才幼年即知名,杰出的人格和品德卓然不群,令人钦佩。年方弱冠被遴选为昭成皇太后(注:昭成皇太后乃唐玄宗李隆基生母)挽郎孝廉(因参于昭成皇太后殡葬大礼而恩赐“举人”), 调补沧州饶安县衙主簿(相当于县办公室主任职)。到任后,抑制邪恶体恤善良,择贤为友,政治清明,肃若清霜明月,故虽偏处海隅边远,而名声传到京城,可惜苍天不佑善,于三十九岁病逝于饶安官舍。呜呼!关山万里而皇恩无极,神魂飘流而灵柩归泾。于大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岁在丁丑,葬于泾州东北之桃花塬(今蒋家坪),这一切都合乎礼制。可惜啊!济世良才未达卿相之位,文韬武略未曾彰显却膏润了郇(邑)邠(州)的黄土。乃铭文于黄泉之石,以永远怀念其宏才大略。铭曰:

陇塬长天永照红日,一代杰士长眠秦泾大地。

他虽为胡人但知书达理,少年时即遐迩名知。

正当为国尽忠之时,却生命短促归阴。

满腹经纶未曾展示,英才早逝令人惋惜。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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